| 京、評、梆是天津最有代表性的劇種，它們雖不源於天津，但其形成與發展都與天津密不可分。天津戲劇愛好者之多，觀衆鑑賞水平之高在全國聞名。
京劇
京劇產生於19世紀中葉，它是隨着清乾隆年間四大徽班進京和道光年間傳入的漢調，溶入京音，又吸收其他聲腔藝術而逐漸形成。清道光年間，京劇在天津已廣爲流傳。清末，隨着南來北往的名角在津獻藝，天津藝人吸收其長，逐漸形成自己的表演風格。當時天津武戲最具特色，如武生三大流派“黃派”的創始人黃月山，不僅武功好，唱功也很出色，還能演小生和老生。
20世紀20年代後，京劇界各派名演員競相來津獻藝，他們都把“過天津關”做爲檢驗自己水平高低的標誌。戲劇界流傳着“北京學藝，天津唱紅，上海賺錢”的說法，正說明天津在京劇發展史上的特殊地位。爲此，天津認可並捧紅了一批頗有才華的青年京劇演員。如李少春、童芷苓、趙燕俠等。就連李世芳、張君秋、毛世來、宋德珠等四小名旦，也是在天津唱紅而名聲大噪的。
天津專業京劇演員隊伍實力頗爲雄厚。20世紀50年代，主要演員包括在全國頗有影響的著名演員有楊寶森、厲慧良、丁至雲、張世麟、林玉梅、李榮威等。1956年，天津京劇團正式成立，以上演員都成爲該團的主演。每人都有各自的代表性劇目，如楊寶森的《空城計》、《文昭關》；厲慧良的《鐵籠山》、《豔陽樓》；丁至雲的《春秋配》；張世麟的《挑滑車》等。除市京劇團外，還有建華、建新、榮新、塘沽等京劇團體。著名演員有楊榮環，趙鬆樵、小盛春(“小活猴”)等。
20世紀50年代末至70年代，由於政治原因，除市京劇團外，其他京劇團體一律解散。天津京劇團演出的劇目只有“八個樣板戲”。直至80年代，天津京劇纔再獲新生。
爲培養京劇幼苗，天津藝術學校中還設有京劇班。
拜師學藝舊時，拜師學藝有四種方式：即科班學藝、做手把徒弟、請家中傳藝和票友學藝等。
科班學藝，學員入科後，必須按科班排名順序，另起新名，並以名字中的某一個字作爲標誌，顯示科班的特點或學藝的先後。學員多是貧寒子弟，入科班目的是學習技藝，以謀衣食。凡進科班，都要履行入科手續，立“關書”(即學員家長與科班訂的契約字據)。學藝時間多是7年，有的還外加幫助科班1或2年。科班負責學員的吃穿，但“天災人禍、車軋馬踏、投河覓井、懸樑自盡，各聽天命，不與班社相干”。若學生逃走或半路退學，家長與中保人還要賠償科班7年的損失。科班裏教學時採用“打戲”的方式，即“不打不出功”，這是祖師爺傳下來的規矩。在科班中，學員最怕的是“打通堂”(即一人犯錯，全體捱打)。由於捱打時趴在板凳上，故科班演員都自稱“啃板凳出身”。老藝人常將學員的七年學藝稱爲“七年大獄”。
做手把徒弟，即演員在家中收徒進行的個別傳藝。學藝時間、拜師立字據與科班相似。生老病死，老師亦不負責。學藝期間，可任老師打罵。演出收入歸師。學藝之餘還要幫老師做家務。手把徒弟要想搭班演出還要另拜老師，叫“帶道師”，否則，同行不予承認。
請家中傳藝，由於出錢請老師教戲，學生一般不太受罪，老師教授也較仔細。一般家道殷富的梨園人家方能做到。這種學藝與手把徒弟一樣，都要借臺練藝，即搭科班進行演出練習，早晚仍在家中學戲。票友學藝，票友的家庭條件一般較好，可出錢請老師教戲。他們若以唱戲爲生(即“下海”)，也需要拜“帶道師”，否則將受到同行的歧視。
舊時，拜師學藝有一套程序。尤其是拜著名演員爲師，拜師儀式更爲隆重。拜師要有引薦人，即“引薦師”，徵得老師同意後，方可擇定吉日，正式拜師。
拜師儀式一般在飯莊舉行，學生負責所需費用。儀式開始，學生先向祖師爺磕頭，然後分別向師傅、引薦師、師伯、師叔磕頭認師。再拜見各位師兄。行禮完畢，設宴款待。宴席結束後，新徒隨師回家，拜見師孃、師兄、師嫂等，一一呈上見面禮。師傅也要給徒弟回禮，稱爲“衣包借牒”。從此，此徒便成了該老師的入室弟子。按傳統，這種師徒關係如父子，即“一日爲師，終生若父”。
茶園、戲園天津早期的京劇演出場所是茶園，出現於清道光年間。當時的茶園比較原始、簡陋，隨着京劇在天津的日益興盛，光緒初年，便有了諸多設備比較完善的茶園。其中東馬路襪子衚衕的“慶芳茶園”、侯家後北口路西的“協盛茶園”、北大關金華橋南的“襲勝茶園”和北門裏元升園的“金聲茶園”爲著名的“津門四大茶園”。
在此期間，一些官僚權貴、富商大賈也紛紛在自己的家中修建戲樓、戲臺，以備唱堂會之用。
另外，外埠旅津商人爲便於經商與聯誼，也按籍貫自發集資興建了20餘會館，不少會館內就設有戲樓。其中建築水平最高、最講究的是建於清光緒三十三年(1907年)的廣東會館戲樓(今南門內大街)。這是中國現存最完整的一座古典式劇場。全部爲木製結構。舞臺坐南朝北，爲延伸式，觀衆可從三面觀看演出。舞臺頂部用百餘根斗拱堆砌接榫，螺旋而上，形成“雞籠式”藻井，也稱“螺旋迴音罩”，音響效果極佳。觀衆席分上下兩層，樓上爲包廂，樓下是散座。整個戲樓的裝飾均用木雕鏤空工藝，富麗堂皇，十分壯觀。當年著名演員梅蘭芳、楊小樓等都曾在此唱過戲。1986年被闢爲天津戲劇博物館，是天津市重點文物保護單位。
20世紀30年代前後，天津京劇演出空前繁榮，幾乎所有京劇名角都在天津演出過。爲此，天津又新建了幾座專門演京劇的戲院。著名的有“春和戲院”(今工人劇場)“天華景戲院”(勸業場四樓)、“北洋大戲院”(今延安影劇院)和“中國大戲院”等。他們設立了預先售票、對號入座制度，是天津較早的正規戲院。其中“中國大戲院”是天津最大的戲院，在全國的戲院中，也是屈指可數的大戲院之一。其建築上下共5層樓，觀衆在前3層。可容納1800多人，視聽效果較好，是演出京劇的理想場所。
在劇場演出，一般都是營業性質，是京劇演員賴以生存的主要演出場所。
京劇在茶園演戲，觀衆聽戲一般不花錢，只付茶錢。並另給找座位的服務員小費。
堂會戲指富商士紳在節日、婚嫁、壽誕、生子等喜慶日子裏，爲招待親朋好友，在私宅或飯莊、戲園、會館中組織的專場演出，也屬營業性質。演員應邀赴演堂會戲，內行人稱之爲“外串”。
堂會戲又分“全包堂會”和“分包堂會”兩種形式。全包堂會要唱整整一天。從中午12點開戲，一直唱到深夜1點，甚至唱到天亮。戲碼一般在10出左右，多者可達20出；分包堂會只唱半天，或白天，或晚上。堂會演出常常是幾個戲班聯合，或以某戲班做班底，再邀其他名角參加，這種聯合演出，名角薈萃，演出質量一般高於戲園日常的營業性演出。爲此，有些京劇愛好者爲聽好戲，常有給主家出“份子”或託親朋及其他關係，以此達到觀賞堂會戲之目的。
京劇堂會，在未曾上演正式劇目之前，照例先由演員扮成福、祿、壽三星，給主家“跳加官”表示祝賀，主家照例要給賞錢，然後纔開始上演正式的劇目。另外，在一齣戲演完，另一齣戲還未上演換幕的時間內，演員還要跳加官，每跳一次，主家必有賞錢，這已成定例。唱堂會一般先演幾齣“敬神戲”，俗稱“帽兒戲”。如《封相》、《賜福》、《點魁》、《報喜》等小劇目。然後再演出爲喜慶堂會的特定內容而準備的“吉祥戲”。如舉辦紀念誕辰的堂會，多上演《大四福》、《麻姑獻壽》等劇目；爲嬰兒做滿月時，若主家生的是男孩，就演《麒麟送子》，如是女孩，則演《觀音賜女》、《打金枝》、《狀元印》等劇目。
堂會戲演出時，在戲臺或戲棚的欄杆上貼有劇目長條，演一齣戲貼一長條。上面一般寫“××人送×××演員×戲”的字樣，意爲此戲是某位親朋或富紳出錢送的，點名由某演員主演，這是戲園營業性演出所沒有的，故“點戲”成爲堂會的一大特點。
在戲班的收入中，演堂會戲所得是戲園營業性演出外最大的一筆收入。清光緒初年，每次堂會至少可賺紋銀幾十兩，甚至一二百兩。光緒中葉以後，一次堂會戲多者可得紋銀數百兩。民國時期，一次堂會戲多者可得一二千元。由於堂會戲收入豐厚，故許多戲班的班名都用“福”、“喜”、“壽”等字樣以圖吉祥。
演堂會戲，除正式戲價收入外，還有一些額外的賞錢，如“跳加官”和“堂惠”等。在演出中，如遇達官顯要前來觀戲。不論演至何處，都要暫停，立即扮一“加官”，手拿“一品當朝”的書軸，到臺上舞蹈一番，以示歡迎。到場的達官顯要欣喜之餘必出賞錢。一次堂會往往能跳十幾次，乃至幾十次加官。
由此賞錢可見一般。另外，每逢好戲出演，好角出臺或演至精彩處，臺下往往有人喊：“搭錢!”隨即一張擺有賞錢的八仙桌便搭於臺上，後臺即來人謝賞領賞。錢按份計算，每份多少不一。戲、角兒越好，錢數越多，這種賞錢叫“堂惠”，意爲“堂會惠賜”。因此，堂會錢往往是演員個人生活中一筆十分可觀的收入。
天津規模較大的一次堂會是民國二十年(1931年)富商孟洛泉爲慶壽辰而舉行的一次盛大堂會。著名演員梅蘭芳、程硯秋、尚小云、荀慧生“四大名旦”，以及王以宸、譚富英等都參加了演出，此次堂會共耗資25萬元。義務戲是演員白盡義務而不取報酬的一種演出形式，俗稱“義演”。舉辦義務戲演出始於清光緒末年。中國最早的一次義務戲演出就在天津，是天津八善堂之一的南善堂爲孤兒院募捐而舉辦的。邀請在津的著名演員參加演出，義務幫忙，在“下天仙”茶園唱了10天戲。票款收入，除必要開支外，全部捐給了孤兒院。當時組織義務戲只是偶爾爲之，後來逐漸形成風氣。
舉辦義務戲演出是含有慈善、救濟意義的一種演出形式。多爲了救助貧窮的同行，或是賑濟各種災荒，再者是社會上的公益、慈善事業的募捐、籌款等。
由於京劇是天津的第一大劇種，影響最大，而且名角薈萃，所以每遇社會募捐賑濟活動常由京劇演員合作，演出義務戲。民國二十五年(1936年)底，在中國大戲院曾舉辦了4次冬賑義務戲。參加演出的有楊小樓、梅蘭芳、苟慧生、尚小云、馬連良、譚富英、小翠花、侯喜瑞、葉盛蘭、蕭長華、馬富祿等梨園名角，成爲美談。
行會戲又稱“行戲”，是京劇戲班專門爲各行各業祭祀祖師等團體活動所進行的演出。
過去360行，行行都有自己的祖師爺。人們往往在祖師誕辰這一天(祭祖師有固定的日期)舉行祭祀活動。每逢此日，各行各業的從業人員大聚會，並邀請戲班演一場“行戲”，以示慶祝與娛樂。
合作戲是由部分著名演員臨時聯合同臺表演的一種演出形式。通常由某一戲班或個別京劇愛好者發起組織，聚集幾位著名演員參加演出。這種合作戲往往是著名演員同臺獻藝，劇目新穎，有競爭之勢，可滿足觀衆對名角演唱藝術的觀賞願望。如近年舉辦的“梅派”、“程派”、“裘派”等京劇流派專場演出，均屬該類。應節戲是在節日期間表演的與節日內容、習俗等相關的演出。如正月十五上演的應節戲稱“燈節戲”。最常演的劇目是《上元夫人》。二月二爲“龍擡頭”的日子，演出時要耍龍燈；三月三，傳說是王母娘娘的生日，上演劇目多爲《蟠桃會》，五月五是端陽節，民間有去五毒之說，故常上演《五判斬五毒》、《混元盒》、《白蛇傳》、《鍾馗》等劇目；七月七神話有牛郎織女天仙配的故事，常上演《大仙配》劇目；八月十五是中秋節，演出《嫦娥奔月》等劇目。
票房、票友票房是指京劇愛好者的業餘組織；票友，是指非職業性京劇演員和樂師的通稱。他們是京劇藝術忠實的觀衆和積極的參與者。
清道光二十年(1840年)前後，隨着京劇在津的廣爲流傳，天津出現了許多京劇票友，他們自發地組織起來進行演唱練習與交流。一些票友也由一般的演唱進而“下海”(即職業性京劇演員)，成爲名伶(即名角，名演員)，如清“同光十三絕”中以擅演彩旦戲著稱的名醜劉趕三，就是天津最早下海的一位票友。另外，與譚鑫培、汪桂芬齊名，世稱“孫派”，藝名爲“老鄉親”的孫菊仙；世稱“汪派”的汪笑依以及童芷苓、李宗義、丁至雲等，都是先爲票友，後成爲著名京劇演員。
票房與票友，在天津的戲劇史上佔有一定的地位。隨着京劇在天津的興盛，天津人看戲、欣賞和研究戲成爲一種時尚。廣大戲迷愛好者熱衷於京劇，從而使票房與票友業日益興盛。
天津最早的票房是雅韻國風社。成立於1900年以前，地點在北門裏一個獨門獨院內。票友多爲鹽、當商富戶子弟，日日高朋滿座，談笑風生。其中有不少票友後來成爲京津名票。如被譽爲譚派嫡系正宗的大鹽商王君直、善唱汪(汪桂芬)派的王頌臣及幾十年聲譽不衰，鬚生、銅錘兩工戲的劉永奎等。此外，雅韻國風社這一票房還有兩位伴拉胡琴的聖手：陳筱鶴和李佩卿，在票友中可算佼佼者。其中李佩卿曾被名角餘叔巖聘請操琴，長期合作十餘載，而成爲名琴師，天津票友引以自豪。
民國以後，陸續出現了一些家庭票房。這種票房人員少，組織簡單，其家主人喜好京劇，便約些同道定期排練，必要時請老師說戲。票房主人各階層人物都有，其中影響較大的有兩家，即李澄甫家和周家票房。
李澄甫家票房在東門裏天津道衙門西箭道。李澄甫原是小商人，他將自家3間磚瓦房作爲票房，並置有戲裝行頭，每月彩排2次，能演幾齣“對戲”，如《南天門》、《賣馬》、《武家坡》等。
周家票房，主人楊慕蘭，自幼喜京劇，學唱青衣，唱、做均佳，能演幾十齣戲，在津享有盛譽。每逢有善舉義務戲，當仁不讓。她廣集人才，在自家成立票房，名曰“吟國劇社”，著名小生兼鼓佬袁文斌和著名淨角女演員齊嘯雲，幼時常在該處學戲。
此外，還有鹽商子弟李赫生家、開設麻袋莊的李文吉家、三新公司總經理呂幼才家等衆多的家庭票房。除家庭票房外，還有清唱票房、彩排票房、崑曲票房、清音桌等。清唱票房，是以清唱爲主的票房。這種票房組織規模都比較小，票友也不多。票友每月須交不過一元的會費，供房租、水、電、茶等開支。較知名的清唱票房有鶴鳴社、遙吟國劇社、中南國劇社、有光堂、華樓小票房等。
鶴鳴社，民國十八年(1929年)成立，地址在城裏草廠庵。年近九旬的孫派鼻祖老鄉親(孫菊仙)，每逢過排必到，風雨無阻。尚仙肪常隨其左右，得其真傳，後成爲孫派鬚生名票友。遙吟國劇社，成立於民國初年，創辦人馮樹霖，地址在河東地道外沈莊子姚家臺。票友由鐵路搬運工人、小商人、經紀人等組成。每天開鑼，各行當都有。著名票友是“李家五虎”，能打也能唱。中南國劇社，地址在南市榮吉大街中南報社後院，票友多爲報社職工。著名票友有老生李宗義和花旦雀景雲，二人均從票友下海轉爲京劇演員。
有光堂，成立於20世紀20年代末，地址在南市榮吉大街昇平茶園(現黃河戲院)北路西。創辦人王子慶，能唱花臉、鬚生、小花臉。每星期日過排，能唱者都可參加。華樓小票房，成立於民國二十五年(1936年)前後，地址在南市華樓，因票房小，只能清唱吊嗓，不能過排整齣戲。名票友有曾一度下海、天津武生頭一名的鄭敬蓀和初次走票、一鳴驚人的武生王益友。
此外，還有一些小票房，只能吊嗓唱小段，或練習各種樂器，爲少數人業餘消遣之地。彩排票房需要租賃寬大房屋，能掛起“守舊”分出前後臺。至於修飾前後臺，添置桌椅、板凳等，由票友均攤，也有少數富有者自己出資，票友每月酌交會費。著名彩排票房有漁陽社、劍影鐸聲社等。
漁陽杜，20世紀30年代初成立，地址在泰康商場四樓。票友多知識分子，名票有老生劉伯敏、文武老生劉仲敏、彩旦劉秉心(後下海)等。
劍影鐸聲社，成立於20世紀30年代初，在天祥市場四樓。票友人才輩出，尤其是後來下海的陳大濩，在上海大紅大紫；陳延蓀的武生，也名赫一時。
機關票房。票友多爲該單位職工，在單位的禮堂彩排。著名的機關票房有北寧鐵路局“寧友國劇社”(北寧公園大禮堂)、海關票房和郵政局票房等。
20世紀20年代末到30年代，天津票界活躍一時，人才輩出，可稱黃金時代。當時有3個規模較大的票房：一是開灤國劇社，在開灤礦務局(現市委大樓)俱樂部禮堂，能容500餘人，彩排時售票演出，當時票價2角。老牌票友王庾生、朱邵庵爲該社臺柱子。此外，還有李克昌、陳奇豪、劉子璞、劉秉初、李紫玉等。老生陳奇豪和架子花臉李克昌後均下海，成爲專業演員。二是羣賢留韻社，原名“竹記”，民國六年(1917年)成立。在大口聯昌起卸行樓上，創辦人爲天津舊宅子弟楊壽民和張筱珊。此票房服裝、道具齊全，生旦淨末醜，文武場面，各顯身手。崑曲、二黃各盡其能。戲目之多(約四五十出)，角色之硬，令各票房望塵莫及。該票房每週六對外彩排，當時票價1角，未響鑼座位己滿，可見其影響之大。30年代末，該票房移至南市華樓2樓。三是永興國劇社，成立於20世紀20年代，在法租界24號路(現長春道)嘉樂裏一所3層樓內。
創辦人葉庸方和吳謂濱。初辦時，參加活動的多爲各國洋行的大小職員，後請來老師說戲，又陸續入社了許多票友。剛學戲的童芷苓常到這裏彩排。評劇家張聊公、戲劇家馬彥祥、上海名票鍾啓英等都曾到此參加彩排。京津許多京劇演員、名票也常來此說戲。該社能演大小劇目30幾齣，在津影響很大。
崑曲票房。崑曲早年叫“雅部”，文字深奧，板式腔調繁瑣難學，無文學藝術修養者不敢問津。民國初年，天津票友開始學唱，或在傢俬學、或組織崑曲社。比較有影響的有一江風曲社和辛巳曲社。
一江風曲社，成立於20世紀40年代。主持人是學識淵博的北大關文教館館長馮孝綽。社員多教育界人士。聘請崑曲老演員王益友執教。較有造詣的社員有崑曲票友首屈一指的韓耀華、有文學修養又長於詩詞的陳中樞和富有音樂大才的劉吉典等。辛巳曲社，成立於20世紀30年代，主要學《玉簪記·琴挑》、《牡丹亭·鬧學、遊園驚夢》等。
此外，天津市人民廣播電臺文藝部於1957年也成立一個崑曲杜，集以上兩社成員約30人，馮孝綽任社長，崑曲老演員田瑞亭爲藝術指導。社員各有所長，人才濟濟。對外曾廣播《長生殿·小宴驚變》一折，深受聽衆讚揚。
清音桌。清音桌多安置在茶樓上。到該處唱戲的票友，有的是借地練習，又能向老一輩票友求教；有的是想下海又顧慮重重，生活上又入不抵出的，來此唱戲，掙幾個錢；有的則是因生活困難，到清音桌唱戲拿些份錢維持生計。著名的清音桌有位於單街子東口外路西的“東來軒茶樓”和中原公司4樓的西餐部。
以上各種類型大、小票房，到20世紀30年代已達到60餘處。他們多屬社會團體性質，有的是機關單位附設，還有的是以家庭出面組織。其中最著名的票房是雅韻園風、琴聲雅集、漁陽社、北寧國劇社、開灤國劇社等，以及“竹記”、“劍影”、“鶴鳴”、“遙吟”等。著名的票友有“名票四王”：王君直、王庚生、王頌臣和王竹生。袁世凱的次子袁寒雲也是名票友，他曾與全國著名演員程硯秋、孫菊仙同臺演出。此外還有夏山樓主韓慎先以及劉叔度、朱作舟等等。
票友的人員組成，早期多爲前清遺老、下野政客、紳商富賈等。後來又逐漸增加了自由職業者和一般的平民、小商販和產業工人。
票友參加戲班的演出，稱爲“串客”或“清客串”，又稱爲“玩兒票”、“票班”。票友參加演出時，在海報上的署名，往往在姓與名的中間加一“君”字，觀衆一看便知是票友串演。由於一些高層次的票友加入京劇演員行列，使演員的組成成份發生了變化，從而提高了京劇演員的社會地位和文化素養，對京劇藝術的發展做出了貢獻。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後至今日，天津京劇愛好者仍然很多。據統計，有票房140餘個，票友數千人。而且票房多由各區、街文化活動站代替。業餘京劇團頗多，並常有演唱交流和比賽活動。至於家庭中的聚會清唱更是不可計數。不僅如此，在海河兩岸、各大小公園，仍有許多京劇愛好者，伴着司鼓、胡琴清唱，使京劇成爲天津十分普及的一項羣衆文化活動。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