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嚴復1895年在天津大獅子衚衕1號居所翻譯完成《天演論》，並於1898年正式刊刻出版，極大地震動了當時的思想界，在中國近代思想史上書寫了輝煌一筆。
留學英國時即留心西學
嚴復作爲洋務派培養出來的知識分子，1877年至1879年在英國學習海軍期間，就十分留心西方資產階級的社會政治學說，廣泛涉獵了達爾文、亞當·斯密、盧梭、孟德斯鳩、邊沁、赫胥黎等人的著作。他還結識了洋務派人物、清廷出使英國大臣(相當於今之大使)郭嵩燾，郭嵩燾“見府君(指嚴復)而異之，引爲忘年交。每值休沐之日，府君輒至使署，與郭公論述中西學術政治之異同”。可見嚴復當時對中西學術及政治的研究已頗有心得。
1880年起嚴復連續居津長達20年。1885年至1894年間，他曾嘗試走傳統科舉的路子，以實現平生抱負。爲此嚴復捐了監生，並先後在回福建和赴北京四次參加鄉試，結果都落選了。1894年甲午戰爭失敗後，清政府被迫與日本簽訂喪權辱國的《馬關條約》，這使得嚴復從科場夢想中驚醒過來，他感到不能再走科舉這條迂緩的路了，於是轉而與愛國志士一道，通過輿論大聲疾呼，積極宣傳維新變法運動。
1895年3月4日至9日，嚴復在天津的《直報》上發表《原強》一文，比較全面地提出了他的資產階級民主思想。文中指出：“彼西洋者，無法與法並用而皆有以勝我者也。自其自由平等觀之，則捐忌諱，去煩苛，決壅敝，人人得以行其意，申其言，上下之勢不相懸，君不甚尊，民不甚賤，而聯若一體者，是無法之勝也。自其官工商賈章程明備觀之，則人知其職，不督而辦。其爲學術也，又一一求之實事實理。推求其故，蓋彼以自由爲體，以民主爲用。其於朝，則建民主，開議院，其於野，則合公司，用公舉。練通國之兵以禦侮，加什二之賦以足用。”
譯《天演論》有政治目的
《天演論》原名Evolution and Ethics，即“進化與倫理”，是英國生物學家赫胥黎的著作，最初發表於1893年。1895年嚴復開始翻譯此書，未數月而脫稿，取名《天演論》。天演者，實即進化之謂也。
嚴復翻譯《天演論》的政治目的，就是用進化論的“物競天擇，適者生存”原理，反對頑固派的保守思想，向國人敲響祖國危亡的警鐘。嚴復相信赫胥黎關於生物發展的規律，同樣可以用來解釋一切自然現象和社會現象，認爲世界是一個大競爭的局面，在競爭中，誰最強橫有力，誰就是優勝者，誰就能生存，否則就要滅亡。
嚴復書稿譯出後不脛而走，當年在民間就有刊行者。1897年，嚴復將修訂稿在天津《國聞週刊》上連載，1898年，又將正式定稿的《天演論》交摯友天津維新派學者盧弼正式刊刻發行，這就是著名的慎始基齋《天演論》刻本，也可說是《天演論》的標準本。
《天演論》在思想界影響深遠
《天演論》譯成出版後，轟動了整個中國思想界，尤其是在上層人物和知識分子中產生了巨大影響。著名散文家吳汝綸這樣的封建士大夫，看了《天演論》後也倍加讚賞並欣然作序：“抑汝綸之深有取於是書，則又以嚴子(指嚴復)雄於文。以爲赫胥黎氏之旨趣，得嚴子乃益明。自吾國之譯西書，未有能及嚴子者也。”
當時維新派的許多重要人物，更是對《天演論》稱歎不已。梁啓超一直欽佩嚴復，他是最早讀《天演論》譯稿的人之一。康有爲一向目空一切，但從梁啓超處看到《天演論》譯稿後，亦謂“眼中未見此等人”，承認嚴復翻譯的《天演論》“爲中國西學第一者也”。
《天演論》在正式出版之前，就已譽滿於主張維新的士大夫間。1898年定稿刊刻後，《天演論》對於社會的影響就更深遠了。當時，小學教師往往拿它做課本，中學教師多以“物競天擇，適者生存”做作文題目。關心中國存亡的愛國青年，也都爭相閱讀此書。
魯迅在《鎖記》一文中曾說，他在南京上學時，“看新書的風氣便流行起來，我也知道了中國有一部書叫《天演論》。星期日跑到城南去買了來，白紙石印的一厚本，價五百文正。翻開一看，是寫的很好的字，開首便道——‘赫胥黎獨處一室之中，在英倫之南，背山而面野，檻外諸境，歷歷如在機下。乃懸想二千年前，當羅馬大將愷徹未到時，此間有何景物？計惟有天造草昧……’哦，原來世界上竟還有一個赫胥黎坐在書房裏那麼想，而且想得那麼新鮮？一口氣讀下去，‘物競’‘天擇’也出來了，蘇格拉第、柏拉圖也出來了。”於是魯迅“一有閒空，就照例吃侉餅、花生米、辣椒，看《天演論》。”這本書使嚴復成爲當時全國響噹噹的人物。
嚴復在津書信史料價值很高
嚴復在天津居住20年，正是他精力充沛之時，讀了大量的中西文化典籍，發表了百餘萬的文字。據1986年中華書局出版的《嚴復集》統計，120多萬文字，其中有三分之二是在天津完成的。嚴復在天津期間，給家屬、親友寫信，也是他生活當中必不可少的內容。《嚴復集》共有書信359封，其中在天津寫的就有75封。
嚴復的書信是研究中日甲午戰爭和義和團運動的寶貴資料。
如嚴復在光緒二十年八月二十四日(1894年9月23日)給陳寶琛的信中詳細記載了甲午海戰的情況：“自戰後，東邊告急之電，日數十至，合肥(指李鴻章)知事棘，乃飭劉盛休帶軍八營赴援，軍從鴨綠之大東溝登岸，丁禹廷督海軍十一船護送之。十七日，倭亦以十一艘與我逜，自午至酉，惡戰三時，倭沉三艘快船，力盡而退，我亦失致、經二遠，並超、揚兩艘；定遠受千二百餘彈，幾沉不沉，鐵甲之爲利器如此。”
又如嚴復給好友汪康年的信中載有八國聯軍侵入天津後的有關情況：“以僕所知，則庚子天津失守時，法軍藉口拳匪以鹽坨爲根據地，伏而開始攻擊，領廨因而沒其積聚之鹽，嗣於天津未收之時招商包賣，孫仲英出而承之，乃大得利，然以此幾不免矣。若盜賣鹽坨，則決知其無此事也。和議既定，衛城租界所增拓者何限，而中國局廠廨署，如東製造局、海軍公所等，皆一去不還，彼皆非買而得之也。”從中可以看出嚴復書信的史料價值。（葛培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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