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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進服飾收藏家何志華老人的家，彷彿立刻回到了過去的年代，各種式樣的明清服飾讓人愛不釋手。打開一箇舊式的木櫃，裏面的物品讓人眼花繚亂，紅、藍、青、綠各種顏色的綢緞整齊地疊放在一起。何老小心地從裏面拿出一疊緞子，輕輕展開，啊……綢緞上精美的圖案不由讓人眼前一亮。
何老指着緞面上的圖案告訴記者：“緞子上的圖案，是當年代表天津地方服飾特色的一大體現。雖然當時的天津刺繡不像蘇繡、湘繡那麼有名，但在20世紀二三十年代以前，刺繡也是天津女性必不可少的一項‘專業技術’。”
“花樣子”繡出富貴牡丹
在何老收藏的繡花綢緞中，繡花的種類圖案也不盡相同。牡丹富貴、龍鳳呈祥、牧童晚歸……何老告訴記者：“這些花樣繡在綢緞上，無外乎有幾種用途。一種是裝飾衣服，一種是身邊佩戴的飾品(荷包)，一種是鞋面的圖案，再有就是手絹上的圖案。舊時的天津，婦女必須學會裁剪刺繡，稱爲‘女紅’。據我奶奶講，老年間新媳婦過門以後，要給婆婆做一條褲子，但不準新媳婦用尺量尺寸，全憑新媳婦的眼力估算。如果這條褲子做得特別合適，從此就在婆家享福了，就會受到婆婆的高看。如果做的褲子肥瘦長短太過離譜，以後在婆家就沒有好日子，受累的活就得全由媳婦幹了，並且還會落個‘拙老婆’的名聲。相聲‘拙老婆’，實際說的就是那樣的媳婦。”
說到裁剪與刺繡，兩者之間恐怕不能做相同的比較。在一塊緞子面上，要繡得佈局合理，圖案針線細密，不光要有耐心，而且還要有美術造詣，一般的婦女怎麼能達到呢？沒等記者詢問，何老從一個大相冊中拿出許多剪紙，一張張攤在記者眼前。
“這些剪紙可不是一般的剪紙，這種剪紙稱爲‘花樣子’，專門爲刺繡所用。”何志華告訴記者。“是不是女孩看着‘花樣子’的圖案，在緞子面上按圖繡出來？這要求還是太高啊。”“不是‘看’着，而是把花樣子粘貼在緞面上，然後用繡線蓋住圖案，這樣就在緞面上形成了剪紙所要反映的內容。所有的圖案繡畢，花樣子就留在了緞子上，也不必拿出來了。過去服飾上的花樣，都是按照這種法子繡出來的。不然，誰敢說拿起針來就能繡出栩栩如生的各種圖案呢？”
天津“女紅”品位高
收藏了這麼多年的服飾、刺繡，何志華對天津當地的刺繡水平有了一個準確的定位。“當時天津與北京的刺繡作品，還沒有達到蘇繡、湘繡等名繡的水平，天津刺繡主要反映了城市婦女持家能力的一個方面。當時的婦女學習刺繡、縫紉，主要是用於自己家庭，少數人家的婦女也通過這項技術作爲謀生的一個手段。這樣一來，天津刺繡作品反映了大城市審美觀與農村的差異。”
爲了展示清代與民國前期刺繡水平的不同，何志華先生拿出來自不同地區的刺繡藏品讓記者觀察。出自天津婦女手中的作品，不論是衣袖的圖案，還是針線的華麗、運針的細緻、顏色的搭配以及構圖的雅緻，都是當時內地地區以及農村地區所無法相比的。“用一句通俗的話說，咱們天津婦女的刺繡不‘俗’，而且手‘巧’。”何志華給記者展示的一個婦女頭箍，儘管上面鑲滿了各種銀飾品，但不太講究的圖案與顏色，一眼就可以看出它的不足。
“下崗”大師天津傳藝
談到刺繡收藏，何志華至今還有一個遺憾。“1912年至1913年期間，蘇繡代表人物———沈壽(1874—1921)來到天津開設教繡處，傳播蘇繡的真諦。可惜的是，我至今沒能找到沈壽女士在天津的作品。”
能夠被何志華老人這樣尊崇的作品，當然是世間少有的作品。而蘇繡奇女沈壽，更引起記者的興趣。何老介紹說，沈壽原名沈雲芝(字雪君)，世居蘇州紅坊。沈雪君冰雪聰明，學繡讀書，非常勤奮，從7歲起，隨同姐姐沈立學習刺繡，13歲的時候繡品便已十分精絕，慢慢地成了當地商人搶購的商品。
1893年，沈雪君與舉人餘兆熊(餘覺)成親，從此餘兆熊每天半日讀書，半日陪着沈雪君研究刺繡。當時沈雪君的繡藝雖然高超，細膩精緻，但構圖立意仍未脫“金玉滿堂”、“福祿長貴”的模式。餘兆熊和沈雪君夫妻合作，早晚研究，從構圖、色調、意境、成法各方面加以改進。當時在上海有一家刺繡世家“露香園”，主人姓顧，創始於明朝，“露香園”中所繡的花鳥條幅，被王公貴胄們視爲珍品，“顧繡”名聲大噪。後來沈雪君的繡品卻是後來居上，看過的人都說：“針端奪化，指下生春，已經凌駕露香園之上了。”
但最終成就沈壽的，不是沈壽與“顧繡”的比較，而是來自當時清朝的最高人物———慈禧太后的恩賜。何志華老人說，沈壽從什麼時候出名，爲什麼又叫“沈壽”，都與慈禧太后有關。
光緒二十八年(1902)是慈禧太后的70大壽。臣子們爲討老佛爺的歡心，從朝廷到地方，無不挖空心思，蒐集珍品奇玩。有心人便找到沈雪君，於是由余兆熊設計，沈雪君精心繡制，花了大半年的時間，繡成山水、花鳥、佛像、法畫各四幅，連綴成四個屏障，送到北京。
慈禧70壽誕那天，由太監李蓮英攙扶着，一路看過來，忽然發現了牆角里的幾幅壽屏，工緻妍雅、細膩絕倫、構圖新穎、賞心悅目。不禁伸手撫摸，嘖嘖稱奇，對李蓮英說：“查一查這是哪個奴才送的，叫他招那刺繡的人一同來見我。”送屏的官員喜不自勝，星夜準備一輛豪華馬車往杭州趕，把沈雪君夫婦連同沈雪君的姐姐沈立一併接入北京。
對餘兆熊來說，一個舉人，這是做夢也沒有想到的破格榮耀。在賜宴後，慈禧又召見了沈雪君，對這個玲瓏的蘇州姑娘甚是喜愛，大加讚賞。第二天，慈禧賜給沈雪君“福”、“壽”大字，於是沈雪君夫婦分別改名沈壽、餘福。
過了幾天，朝廷在京城成立繡工科，欽派餘兆熊爲總辦，沈雪君爲總教習。但辛亥革命後，繡工科被解散。沒有了生活來源的沈壽，只好從京城來到天津，在天津成立了第一家女子繡工傳習所，通過招生收取學費維持生活。
天津初見仿真繡
1912年5月，天津法租界梨棧大街拐角處生昌號絲線店(今和平區哈爾濱道與遼寧路交口附近)，門口醒目的“餘沈壽教繡處”招牌在空蕩蕩的租界區內顯得格外惹眼。何志華介紹說，當時這一帶被稱爲“梨棧”，因1898年最早有一家經營水果(主要是鴨梨)的批發貨棧而得名。但當時這裏還只有一些小商店，雖然在1911年以後商店開始增多，但絕對沒有達到1920年以後的繁華。所以，沈壽開設的刺繡培訓班，只能招少量的學員。
沈壽的刺繡不僅聲蓋國內，同時也名揚海外。宣統二年，意大利王后誕辰，沈壽刺了一幅與真人一般尺寸的意大利王后繡像，使得有世界大美女稱號的意大利王后，活生生地凸現在絹帛上，呼之欲出，歎爲觀止。繡品如期運到意大利，意大利王后一見，大爲驚奇，認爲是世界第一流的美術作品。意大利國王親筆致函清朝，盛讚中國藝術的精湛偉大。同時以王室徽章、意大利王后平日所戴的金剛鑽手錶送給沈壽。又以意幣20萬爲酬，這事國內外報紙競相登載。許多國家的人都知道中國出了女性大藝術家。
但即使是這樣一位知名人士親自指導，前來學習刺繡的大家閨秀也沒有達到門庭若市的地步。面對不景氣的市場，沈壽又將目光轉移到普通家庭的女性。刺繡不能只是大家閨秀的專利，還必須讓學習刺繡的女性能夠賺錢養家，必須“學以致用”。
基於調整後的思想，沈壽放下了刺繡大師的“架子”，明碼時價地標出學員所需交納的學費以及刺繡對於家用謀生的好處。招生牌上寫着：“不拘年齡，暫不膳宿，每月學費二元。售出繡品餘利以一半津貼學生，大約普通班每月可得二元至三元，高等班可得八元至十元。”
看到這樣的介紹，不少婦女爲之心動，即使在普通班學到一些刺繡技術，也能夠將學費賺回來，如果達到高等水平，每月的收入那就太可觀了。又學習技術又能賺錢，天底下哪有這樣的好事，沒多久，第一期學員就全部招齊了(只有十幾個人)。沈壽的刺繡技術，在天津找到第一批傳人。
談到這裏，何志華有些遺憾地說：“刺繡的成品不像書畫作品，每件都有作者落款，因此到底沈壽在天津有多少作品，還是一個謎。除去已知的4幅《羅漢圖》，收藏界也瞭解不多。而沈壽的學員，也無法具體考證了。不過，可以肯定的是，沈壽的仿真繡作品，應該只爲當時的達官顯貴所擁有，畢竟她的作品非常珍貴。
張謇“搶”走“刺繡女皇”
沈壽在天津度過了一年零三個月的平靜時光。1913年8月，沈壽告別了天津，南下老家。轉年，從南通傳來消息———沈壽出任南通女工傳習所所長，而聘請她擔當此職的，就是有“南張北周”之稱的“南張”———晚清狀元、著名實業家張謇。
張謇對沈壽早有了解，宣統二年，在南京舉辦的“南洋勸業會”上，沈雪君擔任繡品審查委員，第一次見到了張謇，這年張謇58歲。辛亥革命後，袁世凱做了民國總統，張謇以嵩山四友之一的身份，擔任了一個時期的農商總長，但念念不忘他在南通辦的實業，於是辭職南歸。張謇南歸時，繞道天津見到沈壽夫婦，殷勤邀請沈壽到南通主持刺繡學校。餘福(餘兆熊)則任貧民工場場長，兼營上海福壽繡織公司業務。沈壽的幾名弟子也同時隨沈壽南下，成了張謇的職員。
何志華告訴記者：“1921年，沈壽病逝在南通，生前在南通培養了近千名學員。而這些學員大多爲普通百姓家婦女，不但傳揚了刺繡技術，而且也帶動了張謇的發展實業計劃，成爲當地婦女的生活來源。如果沈壽能夠得到天津當時實業界人士的重視，肯定會將技術‘留’在天津。”
沈壽的目標與興辦實業的目標有所相似，就是使普通婦女在“心靈手巧”的基礎上更進一步，學會謀生的手段。沈壽離開天津後，刺繡在很長一段時間內沒有大的起色。1930年，天津女子高等手工研究社的成立，人們關注的目光再一次投向刺繡。但是，參加這一刺繡學習的學員，已經與1912年時學員的身份有了微妙的變化，許多人都是大家的閨秀名媛。在100多名學員中，有30多人中途退學，而每科的學費爲每月5塊大洋(普通3口人家一個月的生活費)，若是普通人家的婦女，再怎麼說也不會白白扔進這麼多錢而退學。
據何志華介紹，20世紀30年代重新興起的刺繡，從藝術上沒有取得更大的進步，只是有錢人家閨秀們消遣的一種時尚。與沈壽在天津傳藝相比，屬於兩種不同的辦學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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