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接生婆”這個詞聽起來已十分遙遠。但舊時的天津，找“接生婆”爲孕婦接生是經常的事情。這些接生婆沒有受過專業訓練，所用的器械全是居家用品，而且不消毒，產婦和嬰兒的死亡率比較高。
1930年，爲改變“全市人口稠密，生產率亦高，而收生助產之事，皆操舊式產婆之手，既不衛生，又多危險，婦女因產而犧牲者，不可勝數，殊違人道”的情況，天津市成立第一所專業助產學校，準備用經過專業培訓的“業內人士”來代替舊式的“接生婆”。
懷胎十月，一朝分娩。但是，中國有句俗話：“生兒如進鬼門關。”短短的幾個字就表達出了母親所經歷的痛苦與危險。舊時天津，人們習慣性地在孕婦臨產的時候，找一名婦女到家裏，爲產婦“接生”。但這些人從來沒有受過教育，更沒有受過專業訓練，所用的器械全是居家用品，而且不消毒，所以產婦和嬰兒的死亡率比較高。
1930年，爲改變“全市人口稠密，生產率亦高，而收生助產之事，皆操舊式產婆之手，既不衛生，又多危險，婦女因產而犧牲者，不可勝數，殊違人道”的情況，天津市成立第一所專業助產學校，準備用經過專業培訓的“業內人士”來代替舊式的“接生婆”。“雖然接生婆這份‘職業’真正消失是在新中國成立以後，但在舊中國的天津能夠開創這樣一所學校，是一件有着劃時代意義的事情。”天津中心婦產科醫院69歲的主任醫師劉勃晨告訴記者。
接生婆也是“催命婆”
“在新式助產士出現以前，天津大多數生頭胎的婦女都要面對‘鬼門關’一樣的危險，而幫助產婦生產的就是‘接生婆’。接生婆在產婦生產前，倒是早早就來了。如果順產，跟接生婆沒什麼關係；如果難產，接生婆也沒有辦法。問題在於，生得順利是接生婆的功勞，出了人命她一概不負責任，她會說：‘難產而死的女人找替身來了，我沒有辦法’。”
中心婦產醫院85歲的王淑雯主任通過多年的研究發現，我國北方的順產產婦在生產過程中，從第一次肚子痛開始，直到孩子順利出生，平均要經過13小時33分鐘。在如此漫長的時間當中，雖然接生婆是一些有經驗的老年婦女，但是她們的經驗並不準確，而且由於不懂醫療，一旦發生胎位不正難產、婦產大出血、產道撕裂等突發事件，她們根本無法應付，很有可能好心辦成了壞事，接生婆成了“催命婆”。
接生婆“三件寶”
劉勃晨說：“當時天津所謂的‘接生’，基本上是瞎搞。當時大多數婦女認爲自己的‘命賤’，‘不值錢’，生孩子是女人天生就會的事情。有些生過幾胎的婦女在孩子出生之前，一直在幹活，等到孩子掉在褲襠裏，才匆忙趕回家，將接生婆叫來，用一把剪刀將臍帶剪了。所以，當時接生婆常備在手邊的‘三件寶’就是普通的剪刀、一個盛熱水的木盆以及一條不知從來弄的‘臍帶布’。而且，接生婆在接生過程中，也不戴經過消毒的手套，赤手空拳接孩子、包臍帶，臍帶經常發炎。”
這樣，產婦和嬰兒很容易因爲接生婆手裏的那把沒有消毒的剪刀、用了不知多久的木盆，還有那好像幾年裏都沒有換過的臍帶布得上“破傷風”。所以，當時還留傳着“七天風，八天扔”的一句俗語，就是孩子出生後第七天就死亡，第八天就可以扔了。而產婦更是危險，有些接生婆竟用手拽住臍帶用力將胎盤往外扯，導致產婦子宮整個翻轉過來，甚至被扯出體外。
接生婆“三怪招”
武警醫學院附屬醫院婦產科主任陳亞瓊的母親曾經接觸過舊時的接生婆，據陳亞瓊介紹，當時的“接生婆”在接生過程中，除了指揮孕婦使勁兒外，幾招幫助產婦生產的方法也很奇怪，根本沒有科學根據，容易導致產婦發生意外。
一般情況下，“接生婆”會讓孕婦嚼自己的頭髮往肚子裏吞，引起嘔吐，藉此增加腹壓。如果還不行，她就使出第二招，說孩子還沒來，讓孩子的奶奶到外面去呼喊，叫孩子快點來，像招魂一樣。如果還不成，她就使出第三招：動粗。她們會用手向產道方向推孕婦的腹部，有時候還會用“擀麪杖”推產婦的腹部，說是要讓孩子“趕緊”出來。
“還有，如果孩子橫位，手先出來，她就說，孩子討錢了，快拿錢來。家人趕緊往接生婆手裏塞錢，如果是兒子，還得加倍，好像兒子是她生的一樣。整個過程，基本上像巫術，這與當時社會對生死問題的信仰有關。生產不太順利的農婦經常被弄得非死即傷。我的家鄉一直流傳着這樣的順口溜：‘大肚婆難過鬼門關，一腳在陽間，一腳在陰間’。那些接生婆就像鬼門關前一位極不負責的門衛，產婦的生命就‘捏’在她們手中。”陳亞瓊告訴記者。
助產校免費接生
1930年，天津成立這所助產學校，而且是天津惟一一所產科專門學校，這在天津產生了極大的反響。學校成立之初，由當時天津衛生局第三科科長張麗泉和衛生指導員戴靜琳女士主持日常工作。
學校除了日常教課用的教室外，還設有一間病房、一間產房以及一間嬰兒房，病房裏的被褥全都是社會人士捐贈的。在產房內，除了有產牀等西醫使用的助產設備外，在產牀前還立着一個屏風，並且在靠牆的櫃子裏還備有大量的藥品。當時學生共有兩個年級，共36人，每天需要學習產科學、護病學(護理學)、飲食學(營養學)、細菌學以及國文和英語。學生們每天都要實習一次，學制兩年。
學校的經費來源於當時的衛生局，但十分有限，經過戴靜琳女士多方籌措才能夠維持。就是這樣，學校還是免費接收產婦，主要是爲了讓學生能夠有機會親自處理一些情況。據資料記錄，學校“已將病室及各實習室佈置齊備，今後各生無需再赴他處實習，病室即日起實行收生，所有到校請求收生者，一律免費，但因學校經費有限，維持校務，尚感困難，故對生產者每日食用及藥料，略收數角，如極貧寒者亦免收，因本校設立原爲服務社會，幫忙貧寒，將以前舊產婆手中把持之無學理、草菅人命之收生事業取回，而使婦女界於生產上減少苦痛及危險，並可使學生得觀看及實習之機會……”
陳亞瓊告訴記者：“助產士的出現是婦女生育史上的一個重大突破。她們採用了專用消毒醫療器械以及正確的助生方法，避免了產婦和嬰兒破傷風以及其他併發症的出現，大大提高了嬰兒的成活機率。”
注：天津市立助產學校，1930年建立，1947年更名爲天津市立醫院附屬高級護士職業學校，1954年定名爲天津市護士學校。1997年11月3日與天津市職工醫學院合併，組建新的天津市職工醫學院(天津市和平區鞍山道166號)。
曇花一現助產學校
其實，早在成立這所天津惟一一所助產專業學校以前，天津就曾經有過教授助產專業的學校———“女醫學堂”，只是當時並沒有多少人去接納它。
據天津市檔案館珍藏的一份1906年的檔案記載，專門培養助產護士的“女醫學堂”擬在廣仁堂內成立，學堂主要招生對象是廣仁堂裏的貞潔寡婦，數量不足時再吸收外面的女子入校。至於教師，既要選懂科學，精通技術的，還不能是男性，因此便聘請了法租界女醫院的院長代爲教授課程，學生畢業以後獲得文憑，可以從事專業的工作。生活貧苦的孕婦可以免費到廣仁堂分娩，由堂裏學習過接生法的寡婦們負責全職護理。
可以說這是天津較早出現的專門培養助產士的學校，只是由於各方面條件的限制，這所“女醫學堂”最終消失在悄無聲息中，沒有形成實質性的影響，天津接生婆的業務依舊紅火興旺，依舊是大多數孕婦家人眼中的“紅人”。
“接生婆”成歷史名詞
其實，天津“接生婆”這份職業正式消失，是在新中國成立後。20世紀50年代，國家衛生部門實施“舊產婆改造計劃”。是改造，而不是換人。國家將接生婆集中到正規醫院受訓，告訴她們器械必須高溫消毒，不得開水一衝了事；規定她們必須要讓孕婦躺着，不得坐在凳子上生等等。
據瞭解，舊社會由於經濟落後，生活貧窮，孕婦生孩子只能找接生婆到家中接生，結果造成母嬰死亡率極高。有關資料顯示，當時孕婦死亡率爲1%，嬰兒死亡率爲28%，最高的時候，產婦死亡率高達15%。
解放後天津大力推廣新法接生，積極開展婦幼保健活動，取得很大成效，使母嬰死亡率大大降低，“接生婆”已成爲一個歷史名詞了。
“我就是助產士接生的”
劉勃晨還告訴記者，69年前她出生的時候，不是接生婆接生，而是助產士接生的。“直到我長大後，我的母親還記得當年助產士接生我時的情況。據她回憶，當時她開始出現臨產跡象的時候，家裏人聽了鄰居的勸告，把母親送到了醫院，請助產士幫母親接生。助產士一身白色的衣服、白色的帽子以及她們手上戴着的消毒手套、消毒包裏取出的醫療器械，成了母親經常提起的往事，而且讓產婦放心的各方面照顧也給媽媽留下了很深的印象，這讓第一次接觸到專業助產士的媽媽也倍感新奇。”
武警醫學院附屬醫院婦產科助產士李旭說：“助產士絕不同於舊社會的接生婆，只負責接生那麼簡單，除了需要經過專業學習外，還要幫助孕婦做好產前產後的工作，掌握大量接生婆根本不懂的專業技能，比如聽胎心、判斷胎兒位置等等。在沒有現在的胎心監護儀這些先進設備出現之前，助產士要用一個聽筒放在產婦的腹部，用自己的耳朵仔細監聽胎兒心臟的跳動，如果胎兒有突發情況，要做及時處理。而且助產士在幫助產婦生產時，也不同於接生婆只坐在一邊等待或是用野蠻的手段‘促生’，而是使用專業的手法放在產婦幾個不同位置，幫助產婦。”（王志輝）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