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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4年5月14日的《益世報》刊載了天津博物院即將展出原始人頭骨的消息：“此次更換從前未經陳列之品多件，如原人時代之人頭骨，及原人所制之骨器、石器、陶器……”當年6月8日重新開館後，這些極具吸引力的展品，讓參觀者趨之若鶩。人們瞪着那殘缺不全的“骷髏頭”，摸着自己的腦袋，若有所思……
“如今，5個‘北京人’的頭蓋骨化石下落不明，那麼，天津自然博物館所保存的早期製成的模型就是彌足珍貴的了。”87歲高齡的胡承志告訴記者。
“天津存有‘北京人’頭蓋骨模型”
存於天津自然博物館的“北京人”頭蓋骨模型，至今保存完好。這5個石膏做成的模型，只因爲真品丟失，便顯得格外珍貴。古生物學專家76歲的黃爲龍詳細地向記者講述了模型的來歷。
自中國著名考古學家裴文中1929年12月2日發現第一塊北京猿人的頭蓋骨以來，周口店共陸續出土了5件完整和比較完整的猿人頭蓋骨化石。“北京人”的發現震驚了整個世界。
“裴文中發現了頭蓋骨之後，身爲北京協和醫院解剖系教授的加拿大人步達生當即將已暴露出來的頭蓋骨的一部分修復好，隨後就用瑞士蘇黎世的一種原料製成了兩個模型，一個自行保存，一個送至英國倫敦‘德門洋行’，又翻制了爲數不多的幾個。寄回來分贈給有關單位陳列。”不久，步達生將整個頭蓋骨修復好，親自帶往倫敦，由“德門洋行”複製，向全世界出售。
當每個售價7英鎊的模型被世界各國博物館爭搶的時候，一個首批製成的模型早已漂洋過海回國，來到天津，安穩地躺在當時被稱作“世界上最好的博物館”之一的北疆博物院(天津自然博物館前身)的陳列室裏。
“這3個模型都是我做的”
1937年，北疆博物院又迎入了3個“北京人”頭蓋骨的模型，它們是由1936年11月間賈蘭坡發現的3個“本尊”複製的。
“這3個模型，都是我做的。”胡承志———最後一個見過5個頭蓋骨真品的人———告訴記者，“1937年的春天，魏敦瑞交待給我做的，那年我20歲。”魏敦瑞是協和醫院新生代研究室名譽主任，德國人，著名古人類學家，他告訴胡承志“這是要給北疆博物院的”。
1931年，胡承志進入協和醫院，步達生看這個青年人很有出息，就在醫學院裏找了個外國人，教他製作模型。據說這個外國人教了沒幾個月就不教了。步達生問爲什麼，他說：“胡太聰明，他現在做的模型已經比我做的還要好了，我還教他什麼呢？”此後，製作模型便成了胡承志的工作。他製作的模型與原件相比，一般的人很難辨出真假。
“在我的記憶裏，給北疆博物院的這3個應該是最早做的。第一個做完後，我還在上面寫上了修復者魏敦瑞的名字，魏敦瑞表示不必寫上他的名字，此後我製作的模型便只寫上了製作者、繪色者和發現者的姓名及日期。”也就是說，有“魏敦瑞”大名的頭蓋骨模型，僅此一家，別無分號。當年，着色都是用水彩，胡承志唯恐褪色，特別將頭骨模型放入蠟水中浸泡，讓蠟層“封鎖”顏料，保持本色。
模型上的字跡是工工整整的，按照胡承志老先生的說法，這樣的工整也是絕無僅有。“在做給英國、美國的幾個模型上，我的字跡就有些潦草。”因爲世界各地博物館來要模型的太多了，“非洲的、美洲的、歐洲的……魏敦瑞給我的條子就有一大摞。”
“天津存有化石的消息都不可靠”
“化石不見了，這些模型就是最重要、最珍貴的了！”胡承志不止一次地感慨道，1941年當他把“北京人”封箱準備轉移的時候並沒有想到，那竟是他看“北京人”的最後一眼。
郭沫若曾說過，“北京人”頭蓋骨化石是在美國人手中弄得下落不明的。從此，中國、美國、日本甚至全世界都投入到了尋找“北京人”的進程中。
一、兵營藏有化石的消息不可靠。
“北京人”神祕失蹤後，天津和它的淵源卻並未完結。1980年秋天，美國自然歷史博物館的古人類學專家夏皮諾專程來到中國，專程來到天津尋找“北京人”的化石。
爲什麼他把目光放在了天津呢？
河西區廣東路的一所醫院，60多年前是美國海軍陸戰隊的兵營大院。而1941年12月初，裝箱的“北京人”化石正是被移交給了即將離開北京撤回美國的美國海軍陸戰隊。夏皮諾得到消息：裝着北京猿人化石的箱子放到了天津美國海軍陸戰隊兵營大院第6號樓地下室木板層下面。
“1975年，夏皮諾就把這個消息送到了北京，於是我被委派到天津做調查。”黃爲龍回憶說，美國軍營已經幾經易手，那時已經是天津醫專了。辦公室主任告訴他，自從學校搬過來，根本沒在地下室見過地板。黃爲龍將消息反饋給夏皮諾，但夏皮諾執意要來天津看一看，1980年終於成行。
但6號樓在1976年地震的時候，就坍塌了，還算有幸的是夏皮諾還見到了6號樓的廢墟。“校方組織了一些學生，幫助夏皮諾尋找有可能是‘北京人’化石的可疑痕跡，但一無所獲。”夏皮諾肯定了“北京人”不可能在這裏。
“他說他沒有白來天津，總算弄清了一件事———北京猿人化石的箱子在天津美國海軍陸戰隊兵營大院第6號樓地下室木板層下面———這個消息是不可靠的。”黃爲龍笑着告訴記者。
二、天津那對夫婦沒有代管化石。
1941年，一位美國軍醫帶着裝有“北京人”的箱子被日軍俘虜了。這個軍醫名叫弗利，當時“北京人”頭蓋骨就在他的20多箱行李中，由他負責將箱子運到秦皇島，搭乘“哈里遜總統”號返美。多年後，傳出消息說，弗利的兩個箱子交給了一對住在成都道上的天津夫婦。
當年天津市公安局曾查訪到了那戶人家，夫婦倆已經分開居住，一個在天津，另一個在上海。而兩個人對於代美國人保管行李一事所說相差無幾。“他們說，他們家保管了2個箱子，一箱是衣物，另一箱是醫療器械，已經通過美國大使館交還了。”黃爲龍解釋說。
三、天津的那家文物店不可能藏有化石。
“還有一種說法是天津有一個賣文物的商店，‘北京人’有可能在那裏。但從文物商店的老人那裏瞭解到，除了一些瓷片和瓦片外，沒有見到中國猿人化石。”黃爲龍告訴記者，由於胡承志當時將化石仔仔細細地包了6層，非常精緻，裝了兩個箱子。如果出現過，並不難認得。
所有在天津的線索，全被證實不可靠。
“天津人沒有錯過‘原始人’”
這些模型，從來沒有正式對外展出過，那時候的北疆博物院展廳是向一部分有社會地位的人和學生開放的，大多數天津老百姓沒有機會一睹“北京人”的風采。然而，天津人雖然無緣中國猿人，卻沒有錯過中國原始人。
1924年5月14日的《益世報》上，刊載了天津博物院即將展出原始人頭骨的消息。天津博物院位於天津北站，因爲要變更陳列品，一度暫停遊人入內。“此次更換從前未經陳列之品多件，如原人時代之人頭骨，及原人所制之骨器、石器、陶器……”
當6月8日開館後，這些極具吸引力的展品，讓參觀者趨之若鶩。人們瞪着那殘缺不全的“骷髏頭”，摸着自己的腦袋，若有所思……
“北京人”頭蓋骨到底在哪兒？
1945年4月1日，日本萬噸巨輪“阿波丸”在我國臺灣海峽牛山島海域遭美軍潛艇襲擊後沉沒。如今人們將目光聚焦在了打撈沉船上，希望隨着“阿波丸”的出水，“北京人”重見天日。
然而，太多的疑雲籠罩着“北京人”，打撈沉船也許並不意味着水落石出。
疑問一：日本人爲何停止搜查？
1943年4月間，日本佔領軍開始搜尋“北京人”頭蓋骨。大約過了兩個月的光景，忽然傳出在天津找到了北京人化石的說法。據說，當時魏敦瑞的女祕書前去辨認，但是她一到天津，剛下火車就被攔截住了，說是在天津找到的東西與北京人無關，要她返回北京，以後搜索也就停止了。不久，被日本人關押很久的裴文中教授也被釋放。
胡承志至今弄不明白，當時一切都在日本憲兵隊的控制下，“日本憲兵隊忽然草草收場，如果找不到能如此‘善罷甘休’嗎？”
疑問二：華特生到底看到了什麼？
1945年，德國恐龍專家許耐在給我國地質學、古生物學家楊鍾健的一封信中說，英國生物學家華特生在美國自然歷史博物館看到了“北京人”頭蓋骨。但此事被夏皮諾否認，說華特生看到的是“爪哇人”頭骨。
令人費解的是，長達9年之後，華特生又給英國《古物》雜誌寫了一封澄清信，反口同意了夏皮諾的解釋。過了9年的時間，才突然說當年看錯了，總讓人難以置信。
疑問三：爲什麼“但是不能這樣做”？
1945年，路透社和國民黨中央社曾兩次宣佈說，“北京人”已經在東京發現，並由日本人交給麥克阿瑟總部，而麥克阿瑟總部交給中國方面的，只是一些毫無價值的模型、照片和賬本等。
1946年7月，裴文中曾接到美國華盛頓內政部地質調查所懷特·莫爾的來信，說他將被派去東京麥克阿瑟總部工作，他受美國國務院的委託，要在東京查找“北京人”下落，希望裴文中能提供給他一些資料或去東京。裴文中未能成行，但一連寄了三四封信過去，卻如石沉大海，始終沒有收到回信。一年後，懷特·莫爾再次來信，說已經辭去了從前的職務，又回到美國本崗位來工作了。
面對裴文中之於“北京人”的詢問，懷特·莫爾說：“我曾努力尋找，但是不能這樣做。”裴文中很納悶，爲什麼是“不能這樣做”？
疑問四：重金屬下能夠存放頭蓋骨嗎？
在美國人交給中國人的資料裏，有這樣一段，就是說，當年失蹤的“北京人”頭蓋骨很可能就在沉沒的“阿波丸”船上。無論是1941年還是1943年，如果日本人找到了“北京人”頭蓋骨，爲何不立即運回日本，反而要將頭蓋骨不遠萬里從北方運到南方，又在1945年即將大勢已去的時候再裝上“阿波丸”呢？“阿波丸”沉下海底70米，1977年之後的4年間，我國的潛水員最深潛入58米，打撈上來錫錠近3000多噸，其他物資2800噸，並沒有發現“北京人”頭蓋骨，或許船艙底層能有所發現？
“這樣貴重的文物，是不可能放在船艙底層的。”黃爲龍發表了這樣一個意見。也就是說，如果“北京人”頭蓋骨化石在“阿波丸”上，那麼化石所處的位置不可能在重金屬之下；既然58米深處還見不到，那麼就有可能不在“阿波丸”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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