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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幾何時，“農轉非”的戶口指標讓不少人盼紅了眼。非農業戶口也就是常說的城市戶口。然而，在天津“市”的概念剛剛興起時，許多拿着天津“縣”戶口的百姓並不買賬，不但對城市戶口不感興趣，甚至，對於將自己居住的地方劃爲市區管轄充滿了敵意，光“上訪”就發生了很多次。
1928年天津晉升特別市
天津文史研究學者何德騫告訴記者：“1928年6月21日，經當時的國民黨中央政治會議決定，天津改爲特別市，即‘天津特別市’。這是天津行政區域新的時刻，‘市’的行政區劃，正式在天津形成。”
何德騫介紹說：“我父親(何毓華，當年擔任河北省政府主任祕書，第四科科長)當時是晉系的重要薦任文職官員，參加了天津特別市的整個組建過程，對其中的內情瞭解頗多。在我保存的當時天津特別市區劃圖上，可以清楚地看出天津特別市最初的城市區劃。”
何德騫保存的這張地圖上，以兩條線圈出了不同的天津區域，一個內圈，一個外圈，不知代表什麼意思。何德騫介紹說：“這個內圈包含的部分，是天津特別市最初的區域。按照現在的地名來說，就是從佟樓圍堤道過光華橋，穿大直沽，走新開路、王串場，經北站外跨白廟折返紅橋西沽，跨南運河沿廣開四馬路，回長江道、海光寺，順新興路、西康路抵達佟樓這一圈範圍。”
南桂馨惹禍繼任市長不好找
何德騫介紹說：“按照當時的《特別市組織法》，建立特別市要具備三個必要條件中的一個：1、國都；2、人口滿百萬以上的城市；3、在政治、經濟方面具有特殊情形。天津當時人口有110多萬，又是北方工商業發達的大商埠，所以具備成立特別市的條件。天津晉升特別市以後，市長的級別也躍升一級，成爲高於一等縣長的重要人物(屬於簡任文職，高於縣長級別的薦任文職)。因此，市長的人選也備受矚目。”
1928年6月後的天津，實際的控制權掌握在以閻錫山爲首的晉系官員手中，實際上，作爲天津特別市的市長人選，也只能從晉系的親信官員中任命。“當時，市長的人選有兩個：南桂馨、孫奐侖，最後由南桂馨出任首任天津特別市市長。不過，南桂馨出任天津市長，是由於孫奐侖的自動退出，才成就了他。”何德騫說。
何德騫聽他的父親講，孫奐侖是閻錫山的得力政務處長，不但精於地方行政，而且爲官清廉，頗受好評。閻錫山有意讓孫奐侖出任天津特別市市長。不過，閻錫山的親信———河北省主席商震卻不同意這一安排，作爲孫奐侖的好友，商震更願意讓孫奐侖出任更有實權的省民政廳廳長。因此，閻錫山聽了商震的建議，改任南桂馨爲天津特別市市長。不過，南桂馨上任後，與天津的地方士紳未能形成統一意見，雙方矛盾激化，爲了晉系的利益，閻錫山只好將南桂馨撤換。看到天津的士紳力量如此強大，一般的官員也不敢輕易來就任市長了，幾經討論，閻錫山才任命崔廷獻爲繼任市長。
天津不安全省會挪北平
直隸省的名稱更改，也是在1928年6月，從此，直隸省更名爲“河北省”。雖然開始時省政府設在天津，但省會是否同樣設在天津卻沒有決定。而且，後來的省會一度定爲北平。這到底是怎麼回事呢？何德騫告訴記者，當時許多原因使得天津離別了省會的地位。天津交通雖然便利，但是舊軍閥、官僚、失意政客多數在天津居住，政治局勢往往被他們挑撥利用；另外，一些退隱的軍閥如果藉助外國的勢力，可能會造成更大的麻煩。在北平的一次會議上，白崇禧提出省會設在北平的建議，其理由是：國家首都既然不設在北平，要想保護這個文化薈萃之區不會因“時遷日異”而廢弛，光靠北平特別市的力量不夠，必須依靠省會的優勢，才能促進北平的發展。白崇禧提出天津政治不“安全”，而保定又比較偏遠，北平作爲省會再合適不過了。
但是，天津與保定兩地的士紳官商，同樣也希望將省會設在自己的領域。在八九月間，天津、保定分別上書北平政分會，但都被駁回。10月，北平政分會在閻錫山的授意下，發表公告，決定將省會設在北平。1928年10月，河北省政府正式遷往北平辦公。
天津要廢縣村民不答應
從最早的天津市區劃圖上，天津的地域面積可謂小得可憐，這令第二任天津市長崔廷獻大爲不滿。作爲全國僅有的幾個特別市，市長級別雖說僅次於省主席，但管轄的範圍簡直不可同日而語。1929年，天津特別市與天津縣實際上還是同城辦公，而且雙方的關係始終不好擺平。看到其他的幾個特別市面積超出天津好幾倍，將來的發展也是不可限量，爲了切身利益，崔廷獻向河北省政府提出了廢縣的建議。也就是說，撤銷天津縣，把天津縣的地盤全部劃歸天津“市”的範圍。這一廢縣舉措，更遭到了“縣”里人的公開反對，爲這，這些縣裏的人沒少到省政府請願。
1929年1月，天津各界民衆代表王賡炎等人爲存縣問題，乘車赴北平請願，代表們表示：廢除天津縣，百姓絕對不能承認；同時要收回縣境內的警察權，並取消縣境內市設的徵收機關，要有獨立的區域和財力；最後，要取消特別市，改爲普通市(與天津縣平級)。何德騫說：“當然，最後的結果是天津縣被保留下來，特別市也沒有撤銷，一段風波暫時過去。”
市縣分地界再次起波瀾
天津市、縣同時並存，市縣劃界的爭端讓天津市、縣兩長打得不可開交。何德騫告訴記者：“天津特別市當然願意將地盤擴大，但天津縣也不會讓他輕易得手，你來我往的爭議始終沒有解決。1930年4月12日，爲了解決雙方的爭議，民政廳長孫奐侖曾主持劃界的討論，與天津市官員協商如何劃界。
天津市提出將塘沽劃歸市區管理，沒想到遭到了天津縣代表強烈抗議，將官司再次打到省政府，直至省政府宣佈撤銷天津特別市所提的方案。”
何德騫介紹說，經過幾次爭議，天津特別市的區域終於向外跨越了一步，天津特別市將舊有的三個特別區、五大警區劃歸己有，其餘皆爲縣境。從地圖上看，第二個外圈內，即是擴大後的天津市。縣政府因劃界分治關係，將遷到葛沽。天津特別市的劃分爲：位於北緯39度9分，東經117度15分，距大沽海口45公里。市區內分公安五大警區、三特別區及日法英意四租界地，其中以公安第二區最大，人口最多；天津市區域，以五大警區、三特別區爲政令所及之地。分家後的天津縣還是直屬於河北省。坐落位置爲東瀕海，南鄰靜、滄二縣，西南與靜海交界，西北與武清接壤，東北與寶坻寧河毗連(原縣城北緯39度09分，東經117度15分，位於北平東南，相距120公里)；人口43萬餘人。
何德騫介紹說：“劃界的面積得到確定後，接下來解決的是老百姓最關心的捐稅問題。‘縣’的地位既然存在，則必須給縣留一部分收入。經過多次協商，將捐稅中由市方徵收的項目劃歸到縣方作爲補償，屠宰場的屠宰稅款，年收15萬元，東局子萬國賽馬會，每年報效洋10萬元；縣方劃歸市方的捐稅共計37800元。這樣基本維持了‘縣’裏的財政收支。”
警察來劃界村民偷着拆
上層權力的分配結束後，1934年市縣劃界緊接着進入實質性階段，勘測市縣的分界。何德騫介紹說：“當時土城、黑牛城一帶的28個村劃入天津市區，這些村的村民聯合抗議，即使政府多方周旋，也未能很快解決。天津特別市政府表示，土城等地劃歸市轄後，可以作爲預備區，擔負仍按縣屬時候規定交納。但村民惟恐後來有不利的變化，經聯村開會決定，一致反對劃歸市屬，土城等28村村長聯名呈請天津縣促進市縣劃界委員會據理力爭，村民願作天津縣的有力後盾。28村村民表示，市區建設自顧不暇，豈有餘力經營新劃入的地方。雖揚言爲預備區，擔負與在縣相同，但這是一種欺騙的手段，豈能長久。”
不過，政府當局既然決定市縣劃界，必然有其中的道理，如果城市規模過小，天津“市”又怎能發揮工商巨埠的優勢和潛力。儘管有許多人反對，但劃界勢在必行。“最初進行劃界時，天津市與河北省政府派出了上百名政務警察，在雙方行政官員的監督下，到市縣分界處勘定界碑。當時，我父親監督、參與了這一過程。父親告訴我，當時市裏面出動了3輛大卡車，載着官員與警察來到市縣界碑的勘定處，那時，早有民工拉着裝載界牌(實際上就是普通的青石碑)的地排車等在那裏。由於當時的許多村民反對劃界，所以每次出動的警察都有上百人，生怕勘界人員與農民發生衝突。市與省裏的官員按照測量圖認定界線後，民工一一將界碑埋在界線處，勘界就算完成。但是，農民當着警察的面不敢反對，但勘界人員一走，馬上就把界碑推倒，如是者反覆許多次。後來市與省政府看到說教無效，只好派出警察在附近值勤看護，並明令推倒界碑將被拘禁，這才使界碑能夠‘立’住。在很長一段時間裏，市縣不斷因爲劃界產生爭議，直到抗戰爆發前，天津市長蕭振瀛與天津縣長陳中嶽還爲了地界問題，而‘打’得不可開交。雖然這裏有許多經濟上的原因，但當時的人們對於城市化的優勢認識不足，也是一個主要的原因。”何德騫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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