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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陰暗的樹下，在急流的水邊，逝去的六月和七月，在無人的山間，你們的身體還掙扎着想要回返，而無名的野花已在頭上開滿……”這首《森林之歌———祭野人山死難的兵士》，被評論界稱爲中國現代詩史上直面戰爭與死亡、歌頌生命與永恆的代表作。詩的作者，即是我國著名現代派詩人、天津詩人穆旦(本名查良錚)。
胡康河
留住他一生的記憶
1942年2月，24歲的穆旦胸懷“國家興亡，匹夫有責”之志，參加中國遠征軍，任司令部(杜聿明將軍)隨軍翻譯，出征緬甸抗日戰場。杜聿明出征時，並沒有想到竟然會大敗而歸。經過幾次慘痛的失利，最後他取道緬北密支那野人山率部突圍。穆旦夾雜在隊伍中艱難前行。誰都明白，在後有追兵時殿後意味着什麼。且戰且退，詩人陷入了瀕死邊緣。
南開大學著名歷史學家來新夏教授告訴記者：“可以說，穆旦在這場戰役中，撿了一條命。詩人親眼見證了那場戰役的殘酷。他曾經一次斷糧達8天之久。但是這個24歲的年輕人，在5個月的失蹤之後，結果是拖着疲憊的身體到達印度。以後在印度3個月裏，幾乎因爲飢餓之後的過飽而死去，但這個外表纖弱的詩人卻有意想不到的堅韌，頑強地活了下來。儘管我與穆旦有過近10年的交往，但他很少提起那場戰役。”
野人山是一片至今未被開發的原始森林。5月底中國遠征軍拋棄了所有的輜重，向野人山退卻。幾萬大軍進入野人山後，很快就因爲找不到合適的嚮導，在茫茫的大森林中迷失了方向。不久，他們吃光了帶來的糧食，部隊馬上又陷入了飢餓中。在熱帶叢林的毒雨裏，他的腿腫了。疲倦得從來沒想到過人能夠這樣疲倦，胡康河谷森林的陰暗和死寂一天比一天沉重，一種致命的痢疾侵入士兵的身體，經常面對的還有螞蟥和大得可怕的蚊子。而在這一切之上，是那讓人發瘋的飢餓。
根據戰後盟軍公佈的資料，中國遠征軍入緬參戰的總兵力有10萬人，傷亡6萬多人，其中有5萬人死在了野人山。對於這場經歷，詩人從不願意提起。只有一次，被朋友們逼得沒有辦法了，他才說了一點，而就是那次，他也只說他對於大地的懼怕，森林裏奇異的、看了使人害怕的草木，而在繁茂的綠葉之間卻是腐爛的屍體，也許就是他的朋友們的。
在陰暗的樹下，在急流的水邊，
逝去的六月和七月，在無人的山間，
你們的身體還掙扎着想要回返，
而無名的野花已在頭上開滿。
靜靜的，在那被遺忘的山坡上，
還下着密雨，還吹着細風，
沒有人知道歷史曾在此走過，
留下了英靈化入樹幹而滋生。
3年後，穆旦發表了這首著名的《森林之魅———祭胡康河上的白骨》。
家中的“赤色分子”
學校撰稿的臺柱子
每當翻閱穆旦的詩集，總會驚歎於他感情的豐富、語言的流暢。在藝術創作中，感情可能會變得陳腐，然而技巧卻常新。這些技巧就在穆旦的指尖上。但是如果說奧登和艾略特的技巧運用起來還有明顯的技巧性的話，穆旦卻是把這種技巧濃縮到他的感情裏去，甚至可以說變成感情了。“你給我們豐富，和豐富的痛苦”，不知道讀者看了這個句子有何感想。
1924年3月16日，天津《婦女日報·兒童花園》(鄧穎超、劉清揚、李峙山等主辦)刊登了一篇小學生作文《不是這樣的講》：一個叫“珍妹”的小女孩，與母親在大街上看見一輛汽車時表現出自己天真的想法。對坐車人和汽車進行了一番評論，通過評論，隱含着對能坐汽車的有錢人家的譏諷。這是穆旦最早見諸報刊的文字，當時他讀小學二年級，年僅6歲。
查良鈴(穆旦的妹妹)曾回憶：“1929年9月，穆旦考入天津南開學校學習。開始詩文創作，顯露文學才華，其剛毅性格和愛國熱情也充分顯示出來。每逢過年(春節)大家庭中要祭祖先，擺供桌，子孫們要磕頭。輪到他，他就不磕。抵制日貨時，他就不允許母親買海帶、海蜇皮(當時都是日本進口的)，要是買來，他不但一口不吃，後來還把它倒掉。家中伯父們就議論良錚是‘赤色分子’，都怕他。可是在兄弟姐妹、侄子們當中，他的威信很高。他待人真誠、耐心，不怕麻煩，最喜歡教人讀書。”
據當時《南開高中生》主編周珏良(與查良錚同屆不同班)回憶：“當時他是寫稿人的兩大臺柱之一，主要寫詩，也寫些散文……每到集稿時，篇幅不夠，我總是找他救急，而他總是熱心幫助，如期拿出稿子來。”
南遷學英語
徒步“吃”掉一本書
穆旦不但爲我們留下了不朽的詩集，更給後人留下不朽的國外名著譯本，至今爲人熟知。抗日戰爭時期，穆旦等從北方來的流亡學生，在昆明完成了大學學業。但那時他已經有過不尋常的經歷，其一是他是從長沙步行1000多公里來到昆明的，其二是他曾參加遠征軍去緬甸，又從那裏撤退到印度。他的身體經受了一次大考驗，但終於活着回到昆明，去做他歷來愛做的事———寫詩。
1938年2月至4月，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南開大學由長沙遷往昆明，組成西南聯合大學。途中，穆旦寫下了《三千里步行》，詩人描寫了“一羣失去了一切，又把茫然的眼睛望着遠方”的一羣“魯賓遜”：“他們的血液在和原野的心胸交談”，“他們不能抵抗那曾在無數代祖先心中燃燒着的希望”。
儘管徒步搬遷十分艱苦，但穆旦更完成了一個壯舉。他的特有方式引起同學們的注意，每天從一本小英漢字典上撕下一頁或幾頁，一邊行軍，一邊背單詞及例句，背熟之後就把這部分丟掉。到達昆明時，那本字典已經所剩無幾。在那時起，穆旦結識了許多良師益友，並形成了中國現代文學史上一個重要的現代主義詩歌流派———“九葉派”。
在一個不是機會的機會裏，來新夏教授認識了穆旦。“我較早地讀過穆旦的詩，但我不知道穆旦就是查良錚；我認識查良錚是20世紀50年代前期他由美國回到南開大學任教時，但也不知道查良錚就是穆旦。因爲他的夫人周與良和我是輔仁大學同年級的同學，所以我們很熟悉。‘文革’時期，我們又同爲‘棚友’，共同承擔刷洗游泳池的勞動。休息時蹲在牆腳旁聊家常，我才把查良錚和穆旦合二爲一，並更瞭解他的家世、事業和性格。”
《羅賓漢傳奇》
他留給世人的遺憾
人們給予穆旦的稱號中，除了詩人，還有一個，就是翻譯家。1954年以後，穆旦逐漸暫停了寫詩創作，開始將目光轉移到翻譯國外名著上來，當年普希金的作品，大部分是經穆旦翻譯而來。
南開大學原圖書館館長馮承柏教授告訴記者：“1962年，我在南開大學歷史系工作。當時美國史研究需要翻譯人員，我從圖書館把穆旦請到歷史系幫忙。在短短的2個月中，穆旦給我們講述了很多知識。穆旦對我們年輕人特別好，我們有問題請教，他總是耐心解答，從不擺長者的架子。可惜，由於條件的限制，我們沒能請他給我們多講一些詩歌創作。”
1947年至1953年，穆旦留學美國。彷彿是有了預感，也彷彿是上天爲了給他將來的坎坷命運提供一些慰藉，穆旦在芝加哥讀書的時候並沒有把太多的時間花在專業上，而是孜孜不倦地學習俄語。當他回國並受到打擊的時候，俄語以及他早就駕輕就熟的英語成了他惟一的寄託。他翻譯了普希金的數百首抒情詩和丘特切夫詩選、拜倫詩選、雪萊詩選、濟慈詩選、英國現代詩選等，晚年還完成了拜倫的鉅著《唐璜》———一部被王佐良譽爲不遜於原文的完美長詩。
穆旦在晚年翻譯的一本兒童文學《羅賓漢傳奇》有點偶然性，也帶有苦澀味。《羅賓漢傳奇》有兩點引人注意。一是英國婦孺皆知的綠林好漢羅賓漢的老故事，用少年兒童喜聞樂見的方式敘說；二是這個譯本是著名詩人、翻譯家穆旦所譯的第25本譯著，也是最後一本譯著。穆旦是專爲幫助其長女(當時初中剛畢業)學習英語而翻譯此書的。
1974年，他仍在接受“管制勞動”，其愛女小瑗(查瑗)被分配到天津第13塑料廠當工人，他輔導她業餘學習英語，只希望女兒日後或許能“做個翻譯”。最初以《林肯傳》做教材，後來又隨手翻譯這本羅賓漢故事作爲輔導材料。他只初譯了全書26章中的15章，後因忙於其他事情而未能譯完。1977年2月，穆旦因突患心肌梗塞，搶救無效離世。
“慕旦”就是“穆旦”
1934年5月，散文詩《夢》發表於《南開高中生》(1934年春季第4、5合期)。作品署名“穆旦”，是迄今發現的最早署名“穆旦”的作品。而1937年1月，一篇署名爲“慕旦”的敘事長詩《玫瑰的故事》發表於《清華週刊》第45卷第12期。詩前有作者題記：“英國19世紀散文家L.P.Smith有一篇小品《The Rose》，文筆簡潔可愛，內容也非常雋永，使人百讀不厭。故事不少美麗處，背景也一如原篇，以收異域及遠代的憧憬之趣。至於本詩能夠把握住幾許原文的美，我是不敢斷言的。因爲，這詩對於我本來便是一個大膽的嘗試。想起1936年的最後幾天裏，苦苦地改了又改，算是不三不四地把它完成，現在看到，我雖然並不滿意，但卻也多少是有些喜歡的。”
讀者可能也會猜到，關於該詩“慕旦”筆名，與幾年前的“穆旦”同屬一人。
王佐良先生(著名詩人，翻譯家，北京外國語大學教授，與查是清華外文系同班同學)證實：“慕旦兩詩(含前一首《更夫》)是查良錚所作無疑。後者所據L.P.Smith所作《The Rose》一文，正是我們在1935年至1936年間在清華讀的大一英文教科書中的文章。而我看那種敘事詩的寫法正同他後來譯《唐璜》的筆法差不多。”作爲20世紀40年代中國現代派詩的“探險者”、五六十年代英、俄浪漫派詩翻譯的集大成者，二者集於查良錚一身，其緣由，從署名“慕旦”的校園詩中已見端倪。“穆旦”、“慕旦”，只是音同字不同。
那麼，良錚先生爲何筆名用穆旦(慕旦)呢。原因也很簡單。“查”字上邊爲“木”，下面爲“旦”，穆旦(木旦爲查)。就如金庸先生的筆名，“金庸”爲“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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