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自從開始建設那天起，位於友誼路上的天津博物館就吸引了衆多關注的目光。其實早在90年前，當時的有志人士就已開始籌建天津人自己的博物館。與當代雄厚的建設資金相比，那時的博物館是靠民間人士捐助的，實現了教育國人的願望。
“天津博物院創建於1917年，但醞釀的時間是在1913年至1914年。當時天津已經有兩座博物館，一是實業廳辦的直隸商品陳列所，一是華北博物院，但是都沒有起到喚醒國民奮發向上的作用。因此，當時的直隸商品陳列所所長嚴智怡開始籌劃建設新式博物館。我祖父作爲其中的一員，參與了整個過程。”天津博物院創辦者之一、天津著名畫家陸辛農的後人陸惠元告訴記者。
巴拿馬賽會
考察收集奠定基礎
直隸商品陳列所曾經給天津人帶來一陣驚喜，作爲天津最早具有“博物館”性質的場所，新式的展品設置讓人眼前一亮。但興辦幾年後，呆板的理念和多年如一日的展品，已經跟不上時代的潮流。
“直隸商品陳列所所長嚴智怡與其同事華學涑都認識到了建立一座教育型博物館的必要，應當把服務對象從實業界擴展到全體市民，特別是青少年學生。於是借1913年進行對全省實業大調查之機，將有關文物、古蹟等項目列入調查徵集工作提綱。雖然是爲調查實業，但同時也爲日後建立博物院奠定了藏品的基礎。”陸惠元告訴記者。
1914年的冬天，直隸商品陳列所內到處充滿着暖意，準備赴美國參加巴拿馬賽會的嚴智怡正在進行最後的分工佈置。按照事先的分工，嚴智怡與陸辛農等人考察了美國的博物館和巴拿馬萬國博覽會，對陳列技術、內容都做了詳細的記錄。並對美洲印第安人的風俗文化進行蒐集，作爲民俗學材料備用於創辦博物院。
“我祖父當時負責蒐集美洲印第安人的物品。其中有他們使用的貨幣———三種貝殼，印第安人的巫師爲人看病時的執事———一個捆在木棍上曬乾的動物膀胱，裏面裝有幾粒植物種子。另外還有一些食具、編織物、陶器和紅種人的木屋模型。我祖父告訴我，印第安人與黃種人同源，尚且處於原始社會階段，因受歐洲殖民者排擠逐漸沒落。他蒐集的目的，是以此昭示國人，使觀者有所警惕。”
按照新的徵集理念，正在籌建的博物院的蒐集工作一開始就突破了“金石學”的舊框並放眼世界，而且把徵集工作作爲一項科學研究來進行。此外，在徵集物品計劃中，曾經把中國傳統觀念中並不認爲是文物的物品加以徵集，諸如農器、漁獵器、工用器、宗教用具、婚喪嫁娶用器等，還有古蹟風景、風俗的相片，而這些正是反映了社會生產、人民生活、社會制度、經濟形態、文化意識等最基本的材料。
天津大水
難民拖延開館日期
1916年4月，嚴智怡責成華學涑在直隸商品陳列所中成立天津博物院籌備處，負責建院工作。由於當時的嚴智怡任直隸實業廳長，博物院最初的藏品由陳列所調撥，籌備人員由陳列所調借，所需經費由陳列所支持。“博物院一開始就有些先天不足。按照現在的觀點，博物院屬於文化的範疇，而實業廳是當時負責全省經濟的管理者。由實業廳牽頭、出錢建設博物院，好像有些越俎代庖。但是，這也沒有辦法，因爲只有嚴智怡支持建設博物院。”
博物院籌建時，籌備處設在實業廳內，包括嚴智怡和華學涑在內，博物院的全部人員只有五六個人。陸辛農以及李貫三負責對外徵集、調查、登記等各項具體事務。後來，隨着工作量不斷增加，才陸續又增添了幾位新職員。
陸惠元介紹說：“最早的時候，嚴智怡先生將博物院定名爲‘天津博物院’。1916年4月，嚴智怡打算借用河北公園(今中山公園)的舊學會處會場建設博物院，一切都已經安排妥當，就等1917年10月10日開幕。誰料想，到了這一年的9月，天津遭遇特大洪水，城南一帶變成了水鄉澤國。於是，城南一帶的商家，甚至娛樂場所，都挪到了河北一帶。公園裏的舊學會處會場，住滿了難民。博物院在10月開幕的事只好作罷。”
成立展覽會
節目多樣雅俗共賞
1918年的6月，河北公園終於恢復了往日的寧靜。難民陸續搬出避難所，經過緊張準備的博物院展覽，終於第一次在天津亮相。6月1日至7月31日舉辦了“天津博物院成立展覽會”，仿照巴拿馬賽會形式，除陳列展出外，還附設遊藝館、武術館、演說壇、餘興部，同時還發行3套有關藏品的明信片。
這場展覽，更像是一臺綜合晚會。武術技擊設在館內，弓刀石等器械表演設在公園中心的大圓場；遊藝內容又分爲投壺、射箭和音樂三部分；餘興部包括雜技、電影、幻術以及崑劇等，按照不同的安排，每天上演不同的節目。如果不是掛在公園門口的“天津博物院成立展覽會”布標，很難想像這是博物院搞的成立展覽。“當時的人們對於自然科學還沒有很深的認識，光靠學者和博物院空喊是喊不來觀衆的。如果沒有觀衆注意，嚴智怡開啓民智的意圖就難實現。所以，一面要展出各種展品，另一面還要搞一些娛樂活動刺激觀衆。”
博物院第一次的展覽可謂盛況空前，各種節目花樣百出。陸惠元告訴記者：“在展覽的每一天，博物院臨時發行日刊，介紹展覽的情況和展品分類。同時，還印行了3種小型成套的明信片，一種是動植物以及化石類物品，一種是六朝和唐人寫經類，還有一種是古器物類。每套明信片共有6張，並帶有文字說明。如果誰家裏存有全套的這種明信片，它的意義肯定會不同凡響。”
根據陸辛農的記述，動植物以及化石類物品明信片上的圖案分別是蓖鷺、蜥蜴、多羅波蟹、鳳蝶、甘草、螺化石；寫經類是2張六朝時代與4張唐人的寫經，儘管是殘片，實際研究價值也不可小視；古器物類則是各種罕見的卜骨、卜龜甲、古貝幣、雕像等。如此以來，不但吸引了考古專業的學者光臨，就連不通文字的老太太也前來看熱鬧。爲了方便學生觀看，嚴智怡特意將原本爲期1個月的展覽又延期到7月底。
博物院開幕
引用新法陳列布局
博物院展覽會的前幾個月，經過嚴智怡的奔走呼籲，省公署決定將位於種植園(今北寧公園)旁舊勸業道署的房屋劃歸博物院使用，作爲博物院的正式院址。嚴智怡一面派人修理破舊不堪的房屋，一面着手正式開館前的準備。1923年2月25日，天津博物院正式開張納客了。那麼開張的博物院應該是個什麼樣子，裏面的佈局又是怎樣的呢？陸惠元說：“天津博物院開創了中國展覽館的先河，即在動物陳列中採用了‘帕諾拉瑪’陳列法，即‘景觀法’，是我國首次引用美國巴博會上的這種技巧。”
剛剛開幕的博物院陳列內容分自然、歷史2部。自然部有植物、動物、礦物、岩石、化石；歷史部則有文字類、陶器、瓷器、骨器、石器、玉器、禮器、武器、掌故等器物，還有鉅鹿出土的宋器、貨幣、宗教、人種風俗、古蹟風景、交通等，約計3萬餘件。其中鉅鹿出土宋器，乃是1920年鉅鹿發掘之宋墓，由博物院派李詳耆、張厚璜蒐集。自然標本的採集，在建院初期，就將植物、昆蟲、海洋無脊椎動物和魚類以及鳥獸等列爲重點。
採集標本容易，但製作永久保存的標本比較難。由於當時製作標本的人才奇缺，博物院則聘請了安德生(瑞典人，北洋政府礦業顧問)、獵手陳德廣兼職製作標本，陸辛農負責整體展覽設計。在設計展覽時，陸辛農的繪畫天賦得到充分體現。“帕諾拉瑪”陳列法分爲三層，最前面一部分，佈置立體草樹、山石、地坡模型，中層以紙板做畫面，後層是畫在牆壁上的遠景環境，類似於現代舞臺上的道具。對於獅子、野豬等標本，環境則爲山林；如果是狼，則爲北方草地；魚類則是海底世界。所有的展出動物標本，都和它的生活環境相匹配。
“在展出的標本中，有一個母獅子的標本，這對於天津人可是個新鮮東西。它的來歷，還有一個小故事。”陸惠元聽祖父說，1900年以後，有個外國馬戲團在天津城裏神機營庫內中營前曠場演出，突然這頭獅子跑了出去。爲了避免獅子傷人，只好將它射殺。它的皮賣給教育品製造所製成標本。後來該所被取消，標本就歸了商品陳列所。經過精心挑選，被拿出來供市民觀賞。
標寫說明書
大王蓮抓人眼球
對於辦好博物院，院長嚴智怡與副院長華學涑充滿了信心。副院長華學涑是一位資深的學者，曾在清末兩次中舉，國學功底深厚，對先秦文化頗有造詣。博物院在資金困難的情況下，還是爲他出版了《秦書集存》、《秦書八體原委》、《鼎彝銘文類纂》等多種著作，其中最主要的是《文字系》，是畢其一生的研究成果，爲後人留下寶貴資料。
爲讓前來參觀的人能夠看懂展品，陸辛農等人又開始撰寫各種說明書。包括動物說明書、植物說明書、人種說明書等。對於中國人一直感到奇怪的各個不同的人種，本來應該塑造模型來展示，但考慮費用過高，最後選用了照片來代替。包括掌故、科學、文學、貨幣等項說明，在一段時間內，全部編排完畢。由於陸辛農對於花鳥、植物有着很深的研究，這方面的說明全部落在他的身上。
博物院開幕以後，在植物展品中，有一個巨大的植物雕塑品———王蓮，產於南美洲亞馬遜的水上特產王蓮，是水上植物最大的種類。花瓣直徑有2尺(66釐米)左右，中央花瓣紅如火樣，外部潔白如雪。上卷的葉子直徑達五六尺，兩個小孩可以穩穩地坐在上面。這個奇特展品，吸引了衆多參觀者目光。
經費沒着落
民辦公助苦求發展
陸惠元介紹說：“博物院建院之初，博物院的體制採取了‘民辦公助’的形式。在籌備之時，實業廳長嚴智怡通過通令的形式，讓實業廳所屬機關以經費的1%按月補貼天津博物院，使得博物院有了興辦費用。1922年，開始建立董事會。凡補助經費的學校、機關、團體、個人捐助資金、物品價值在200元以上者，皆推爲董事，享有監督指導之責，院長、副院長由全體董事選舉產生。因此，在博物院的陳列品中，有29%來自社會的捐贈，另有27%爲‘寄陳品’。寄陳品是個人收藏的物品，願意提供爲公衆展出，但又不放棄所有權，這種在展覽中採取借陳的方式，可能是長期的或中期的，院方負責安全保護之責。這樣的展品，展覽中一定要在標籤上註明捐贈者或寄陳者的姓名，以示表彰。因而在當時，博物院贏得了社會力量的支持，參與者有不少是收藏家和社會名流，並都成了董事。因此，在那種社會動盪的艱難困境中，博物院仍然有旺盛的生命力。”
在河北博物院1935年度報告書中，可以看到當時的社會名流將珍貴的物品捐贈或寄陳的各個明細。從玉器飾品到木雕石刻，從拓片到親筆手書，從荷包郵票到鋤頭標本，五花八門的列了數百項。
天津博物院經歷了北洋政府、軍閥混戰、國民政府、日僞統治、解放戰爭，直到新中國的成立，其間七易其名，撲朔迷離令人費解。“其實，每次更名都與歸屬，即經費來源有關。在多災多難的舊社會，政府機構中根本就沒有博物院這個社會教育機構的位置，故而每一次社會動盪都要波及到博物院的生存死亡，但是她卻頑強地生存下來!1929年，嚴智怡改任教育廳長，由於繼續讓學校出一部分資金支持博物院，遭到政府內的彈劾。嚴智怡一氣之下，掛冠離去。實際上，博物院得到的那點經費很難維持正常運營，欠薪的事情經常發生。在清貧中，博物院中的人們堅持爲天津人開闢了科學觀察世界的窗口。”
天津博物館名稱變遷
1916年天津博物院籌備處(河北公園)
1918年天津博物院(北寧公園)
1928年河北第一博物院(北寧公園)
1934年河北博物院(北寧公園)
1940年天津特別市立博物院(河北宙緯路)
1945年河北省立天津博物館(河北宙緯路)
1949年天津市立博物館(河北宙緯路)
1950年天津市立第一博物館(河北宙緯路)
1951年天津市歷史博物館(南開二緯路)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