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魯迅雖然自1912年5月5日，與許壽裳等人，南來經天津到北京，一住就是十四年；但他只來過天津幾次，大半是南來北往時中轉換火車。而他住的最長的一次(1916年6月10--12日)，也不過是三天兩夜，而且是住在一同來津的好友齊壽山族人家中。
魯迅在天津住過的旅館或客棧只有四個，據《魯迅日記》記載：1913年6月19日自京回紹興老家，傍晚抵津，曾寓泰安棧。8月7日自紹興抵津，在富同棧停留半日，晚返京寓。
1919年12月28日晚，陪母親並偕三弟建人自紹興返京過津，住大安旅館一夜。
最後一次，1926年7月，應廈門大學聘，離京南下；於8月26日下午七時半抵津，住中國旅館，轉天下午一時乘津浦路火車南去。
魯迅在天津住過的旅店，日記中沒有更詳細的記載；經過半個多世紀的變化，如今也早已不存在了。究竟都在哪裏？情況如何？這是一個很有趣的問題。
現據所見資料，介紹如下：
以“泰安”爲名旅館，當時有兩家，一爲泰安客棧，在“特三區”(原系舊俄租界)，即天津老站附近；一爲泰安棧，在“河北新大路”。《魯迅日記》所記棧名爲後者，再從魯迅自京來津、換乘津路車的情況看，也當系大路上的泰安棧。這個客棧每天的房飯費分一元二角、一元、六角三個等級，住店必須同時用飯，不單租房間。泰安棧主要以北站上下車的旅客爲對象，似乎在賺錢上不擇手段，因此，魯迅住了一夜後，說它“食宿皆惡”，條件很差，服務自屬不佳。
所以，魯迅在南方呆了一個多月後現過津，換了個地方，在天津老站附近進了富同棧。這個客棧比較乾淨，只有一、二等房間，沒有三等客房。比泰安棧的房飯費一等貴，二等賤；而且可以住房不用飯。不過魯迅上午八點多進客棧，寫了一張明信片，休息了一會兒，下午兩點就奔天津東站登車回北京了。
大安旅館，在當時的法租界。因爲陪同老母、三弟，所以魯迅住進租界的旅館。當時旅館比客棧要高一等，條件也要好一些。大安旅館收費辦法同泰安棧一樣分三等：二元、一元五、一元，也是住房必須在旅館內用飯，故名“房飯費”。這與魯迅前兩次過津，所住客棧比較，已是相當破費了。他對老母親和小弟弟的態度，可以說明魯迅是一個很有感情的人。母親和小弟一來，即使是一夜的逗留，也不住客棧而住進旅館。
魯迅最後在天津所住的，是中國旅館，當時設在法租界三號路，俗稱：“法國中街”，也就是今天的解放路從營口道到解放橋那一段。
中國旅館是一座“新建洋式樓房”，所有餐站、浴室、涼臺、客廳、住房，均構造華麗，陳設精良，而牀幛被褥成見潔淨。夏日電扇，冬日汽爐(暖氣設備)應有盡有，無一或缺。“旅館的房間，自優等、頭等而至六等，房費由四元五角，每等減五角，到六等僅一元。因距離天津東站較近，且能代客購票、托運行李，服務較周到，所以魯迅這次與許廣平相偕南下，就住進了這個較新、較大的旅館。但是，他大概是不會住進頭等房間的。
當時天津的飯店、旅館，是要、“小費”(或名“茶水費”、“茶錢”、“酒錢”)的，有“小費加一”即附收費10%的說法。不過這項“茶錢即賞項，亦無定章，歸入櫃帳，大衆均分，多少皆可，不能不給”。所以魯迅在天津住旅館，開支並不算少。這裏，又看出一個問題：魯迅雖然當時已是教育部的僉事，名作家，名教授，且1926年8月離京前，已收到廈門大學預發的幾百元薪資和旅費；但每次過津並不追求安逸的生活，住進當時的利順德(每人每天10至15元)、皇宮(每人每天10至12元)等大飯店。當時(1927年)國民飯店最優等房間每日10元，“內設客廳一間、臥室一間、澡房一間，附熱水、涼水、恭桶等項；冬日暖氣，夏日風扇，日夜電話，無不齊備。”中等房間，每日也需四元。魯迅一向以“小跑姿態”走在人生大道上，生活上很清苦，是不想去享受這些的。
而且，就是這最後一次過津之前20多天，他寫了雜文《記“發薪”》，說自己本年7個月，才收到教育部所發薪金四次共一百九十元五角；而當時所欠魯迅的薪金，已達九千二百九十元——將近萬元巨金！生活上自應量入爲出，工資拿不到手，就只有壓縮生活開支了。
吃的是草，擠出的是奶；反過來說也一樣：擠出的是奶，吃的是草。即使在天津住旅館這樣的小事，也可看出魯迅就是這麼一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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