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王文西的磚刻系列作品之一：大車店
我，1936後生於河北省獻縣，一個忠厚正直的農村之家二年級之前，我不僅不喜歡畫畫，對愛畫東西的同學都有些看不起，以爲那不象一個正常的男子所爲。快到四年級了，來了一位地主出身但毛筆字寫得很好、梅蘭竹菊的寫意畫畫得更是很有功底的老師，因其與我祖父私交頗深，加之我學飛認真，成績亦好，這位上了年紀的老先生對我十分喜歡，他每給人畫或寫東西時，總是讓我給他研墨、當他“助手”，年終考試，我得甲等一名，魏老師高興的給我畫了雨、露、風、清四幅寫意畫做獎品。
從此我才慢慢開始喜歡繪畫，並且一畫就得了我祖父和老師誇講，後來我畫的東西就由二位老人給題字，大約這便是我一生從事藝術工作最早的發端和開始。
1951年來天津“協和美術社”學徒。由於對學徒的概念不大瞭然，我原以爲它和上學差不多，但實際上是完全不同的，這使我當時特別失望，但在我們之四位學徒者中師傅還是喜歡我的。如：當他畫特大幅的毛主席畫像時，總是讓我給其舉着調色盤，有時用頭頂着，這活看似很苦，但他可讓你把畫的全過程看個通透，即：可“偷藝”。約五三年我便開始自學畫素描，師傅發現後十分不快，同時把擺好石膏像和照明用的燈統統給弄走了。後來我深夜畫，等師傅一家人入睡後畫，畫完後就把石膏等拆除，所以一天弄的象個小偷一樣。回想起來頗覺趣甚之極。
1953年我就開始在第一工人文化宮職工業餘美術組學素描，甚爲高興，不過還是要感謝師傅與協和美術社，是它給了我從農村進入天津這樣大城市的機會，否則一切將無從談起了。
1956年公私合營，天津上百家美術社合爲當時稱天津市美術廣告公司。依此我的生活學習等各種情況都出現了巨大變化。
1958年是個“大躍進”年份。我市的職工業餘美術活動非常活躍。資深美術家馬達通過市總工會，在天津職工業餘美術愛好者中選四名德藝較佳者爲其入室學員，我爲自己被選中感到幸運和愉快。回憶起來這該是從藝生涯之中的一個重大轉折。
1959年，我由畫路牌廣告，提升到爲籌建天津工藝美院而開創的天津藝術設計公司裝飾畫室從事美術創作和自修。不久便派往北京中央工藝美院進修，又獲得了一個從理論到技巧等全面學習提高的大好機會。基間得到了中國最具實力與權威性的張仃先生，騰鳳謙先生的具體指導與指教，收穫甚大。然而最讓我永生難忘的是我們素描老師韓向先生，到現在我依然弄不明白當時他爲什麼那樣喜歡我。他給我單獨課外輔導，單獨看資料，單獨講授，他把其工作室的鑰匙交給我，由我隨意在其中學習，畫畫，別的同學說韓老師爲我“開小竈”。真的！就象待他自己孩子一樣真誠、友善、耐心。我怎麼能忘記這樣的好人、恩師！
由於國有對內要度荒，對外要反修反帝了，原定三年的進修生活不得不一年多就結業，時間雖不長但結識了朋友，開闊了眼界，增長了知識亦不能不算一生中的重要階段，對我後來的磚刻也頗有幫助。
1962年，馬達老師爲了用一批磚刻作品參加津——廣州版畫聯展，便親自組織了張德育和我等五、六位同志，來進行磚刻創作。
此前，馬老師雖讓我們用木刻工具在木版上臨過漢畫拓片，但畢竟還是木刻。只有通過用極簡單的原始工具、粗糙的大磚上作畫時，纔會讓你感悟到磚刻藝術恰似一塊既親切熟識而又有距離感的新鮮領地、一塊淨土、一個新的審美空間。故它雖出生於文化沙漠的年代，不可能春風得意，但它卻得到了文化界中一些有見地、有個性的有識之士的喜愛與關注。
在這方面馬老師與作品且不說，僅我的一件小小的磚刻處女作“牧歌”便是一個很好的例證。該畫參加了天津廣州版畫聯展、全國巡展，之後不幾天，便出乎意料的接到了太原、山海關等地的來信來人向我索要“牧歌”的拓片。本市的要畫者更多了。所以後來美協幹部苑庭奎同志見我迎籌不下，便建議把磚拿到協會去由要拓片者自拓。纔給我解決了難題。
在要拓片者中，要得最多最誠懇者要數李駱公先生(後來是我的磚刻的第二位老師)當時我與其並不相識，但其學識廣、造詣深，有獨到的美學觀念和藝術思想，則是我久有所知的，反右派前是河北藝師美術系教授主任(留日)，相當於美院院長，美協副主席，是一位畫界頗受尊崇的權威人士。李先生爲了找到我家住址，託人給我單位寫信，待覆信的第二天上午，沒想到李先生懷裏抱了一捆大幅日本生宣，破門而至了，使勁的握着我的手說，他和幾位同事都很喜歡《牧歌》，示意那捆宣紙望能給拓成拓片。這使我當時十分爲難，憑心而論我是很樂意滿足其要求的，因爲有這樣重量級的人物喜歡自己的作品是令人高興的，但卻因時間上困難，也只好照美協的方法把磚從美協搬到李先生家由他自拓。
不料十幾天後李先生再次匆匆忙忙的來家找我說：把磚給拓成了兩半了，可有法子解決，我說先生不必着急，您如以拓的夠用了就不用管它了。他不好意思的說：“又有幾位搞美學的好友也很想要，人越來越多了。具此，我又向刻磚劉老藝人請教，老藝人說沒關係我有自制的專門粘磚的“藥”。討回後又將磚給李先生粘好，其後，他又拓了多少我就不知了，後來聽說那塊磚在“文革”中被抄了。
“文革”後期，馬達老師在疾牀上還跟我說，待政策落實後要搞天津磚刻工作室，可惜不久他便與世長辭了。李駱公先生被流放原籍，政策落實後未迴天津，在當地任桂林畫院院長，其間還給我來信指出：磚刻中的古樸、雅拙、金石味道，以及裝飾美、殘缺美。這些看似簡單的理論，爲其後磚刻藝術成長起了極其重要的作用。
今非昔比，一個復興中華與世界接軌，人們的文化生活日趨多元化、個性化發展的新的時代，磚刻，終於徹底結束了其百般磨難的歲月，迎來了繼承、創新、推廣普及的春天。
今晚報副刊吳裕成主任去年就提出，磚刻應該研究漢畫、使磚刻的面貌更有一些漢畫味道。這樣一個看簡單提示，實際上是非常有意義的，可以看成是磚刻藝術的又一新起點。
關於漢畫的藝術特點、語言、風格等這兒就不談了。
或許正是因爲漢畫的功能並非是欣賞愉悅；或許正是因爲漢畫是服務於墳墓文化的；或許正是因爲漢畫作者處在漢代“天人合一”的大的哲學背景之中，才使漢代藝術家在創作中少了許多幹擾羈絆，使作品中充溢着自由浪漫之光、天真質樸之趣。我以爲我們要繼承光大漢人那種純真、素潔的藝術觀和創作心態。使我們作品中多一點個性、多一點文化、少一點低俗與平庸。
使磚刻這一特傳統、特民族、特中國、特現代、特別獨特和藝術更加瀟灑光彩！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