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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開埠六百年，地域文化什麼樣？北京一位文人說：“透着一股子牛二勁。”牛二者潑皮無賴也，天津文化也就是潑皮無賴文化。不是外地人故意貶咱，很大程度上，概因影視作品誤導使然。涉及天津的影視作品不勝枚舉，如《大清炮隊》《神鞭》《假打俠》《老少爺們上法場》《泥人常傳奇》《血濺津門》《大宅門》《三不管兒》《馬三立》《狗不理傳奇》等，其中部分作品的原作，出自筆者喜愛的作家，對原作不敢妄加評論。本文僅就這些(當然不僅這些)電影電視中的天津人物，以及附帶的天津文化，略抒己見。
這些作品中，操着地道天津方言的角色，無不是混星子、地痞、流氓、漢奸，縱有正面人物，也是愚昧不堪的“大傻”或是腳行苦力。電影《一代妖后》中，皇上逛八大胡同，嫖客如雲，開口說話的偏偏是個“白玩兒不給錢”的天津人。根據劇情，那個嫖客說北京土話才地道，導演不捨二百多裏地，偏要拉個天津人去那骯髒的地方。至於英雄人物，縱然是土生土長的天津人，絕不說天津話，否則就損傷形象。多次在拍攝現場發現，本市演員在利用本地方言“優勢”時，發揮得淋漓盡致。不把天津話誇大成最粗野最傷害聽覺器官，不算罷了。做爲喝海河水的書生，每逢此時忒感悲涼：難道我們天津人，祖祖輩輩創造的地域文化，就是地痞文化！
文化這個概念，是社會發展到較高階段的一種狀態。作爲意識形態，是一定社會的政治和經濟的反映。電影電視作爲娛樂文化的載體，也是大衆媒體。不能準確地傳達天津相應歷史階段的文化狀態，也就從主觀上，否定了這座歷史名城的政治經濟地位。最近偶得一本《今晚叢書》，開篇有句話，“我們天津人對自己的‘根’的認識，尚不十分清楚。”似乎有些以偏概全。天津歷史簡短明瞭，至今說不清“天津的經濟、文化、人口等發展狀況”的，可能僅限於個別學者。
許多優秀文藝作品，準確的從不同側面，反映了真實的天津文化狀態。如：曹禺先生的《雷雨》、《日出》，當今的《蛐蛐四爺》，評劇《楊三姐告狀》，京劇《火燒望海樓》、《六號門》堪稱此中上乘之作。現實的文化狀態是歷史的積澱和延續，套用如今的“文化”術語，天津文化的構成，至少包括“軍旅文化”“宮廷文化”“娛樂文化”“飲食文化”“建築文化”“商業文化”“宗教文化”“漕運文化”“幫派文化”“市井文化”“土著文化”及某些“泊來文化”，而絕不是無根可循，更不是象某些電影電視表現的那麼偏頗而極端。
一、歷史學家曾把天津的發展史追溯到先秦時期，產生“天津”的地理概念，是明朝的事。當年朱棣皇帝濟渡南下復遷都北京，幾經三叉河口，考慮到海濱無防則如庭戶無門，外夷倭寇會危及江山，遂調來淮家軍鎮守。(部隊調防情況，史料可考。)因系天子之渡，賜名天津擴寨增防。按明代軍隊建制設衛。衛的編制五千六百人，把守京畿門戶顯得少了些。隨後併入天津左衛天津右衛，天津衛成爲全國最大的衛。
十年前，賈長華撰文《奇特的“天津方言島”》，介紹天津話的語源在安徽。天津人在宿州附近的固鎮，不論說“嘛話”問“嘛事”當地人都聽得懂，把天津口音視爲鄉音。根據考察結論：天津話的語源，出自淮河平原以宿州爲中心的周圍地區。林溪先生戲說天津人嘛事都愛“走界”，幾百年的演變，天津話“走界”不大。君若懷疑，找幾個安徽人跟你聊聊，近似的語調中連性情也別無二致。淮軍駐守繁衍天津人之說毋庸置疑。幾個朋友曾參與修地方誌，求證天津的先民，百姓口傳：都是跟着燕王掃北來的。
有了天津衛，才逐漸形成實際意義的都市。相當長的時間，軍人是天津高度集中的最大羣體。土著人處於散居狀態，假設那時已經形成七十二沽，至少分佈在七十二個居民點。但是，哪個居民點的人數，也不會超過軍人的人數。由於兵源來自同一地區，土著人又處於散居狀態，使得天津衛裏的母語語音保留下來。因此，天津是座實際意義的移民城市，天津人的先輩出身軍人，或軍人近屬。長期的軍旅生活，形成天津地域文化的起源文化，這就是軍旅文化。軍旅文化具有難以磨損的硬性和持久性，豪爽直率、愛憎分明、疾惡如仇、見義勇爲、犧牲精神，是天津人的基本文化素質。
天津，是特定的地域概念。按照現實的行政版圖研究天津文化，就失去了歷史座標。薊縣是古漁陽，現屬天津行政範圍，古漁陽紅火的時候，天津七十二沽還是一片汪洋，不能說漁陽文化就是天津文化。雍正九年(1731年)天津升格天津府，轄至靜海、青縣、滄州、鹽山、南皮、寧津、慶雲諸縣。研究歷史可以包含這個範圍，研究天津地域文化，擴展到河北山東就沒有天津了。
歷史的發生不等於文化的發生，文化是人類獨有的活動內容，是社會發展到較高階段、必然形成、長期延續的產物。地域文化，必須具備特定人羣、特定區域這一典型特徵。任何表現形式的藝術創作，尤其是故事電影和電視劇，編排情節、塑造人物，不能偏離這一特徵的典型性和代表性。
二、天津設衛之後，修築城池供部隊鎮守。提供糧秣和軍需，必然刺激地方經濟的發展。農業、鹽業、商業、建築業、手工業，飲食業、運輸業吸引大量移民涌入。這些移民首先來自周邊地區，但因天津衛是軍機要地，難以進入衛里居住。土著人因缺乏軍中關係，或因不會說天津衛官話，也難以進入城池。大批移民來自邊防軍的家鄉安徽，隨着居民的增加，開墾了大片處女地，即天津舊城東、南、西三個方向的沼澤和荒地，含現今的東麗西青部分區域。這就是包括舊城在內的，“天津方言孤島”的大致範圍。“天津方言孤島”被北京音系和靜海音系包圍，六百年鄉音不變，這是因爲天津的政治經濟地位不斷提升的結果。
地方經濟發展的需要，管理地方的政權必然建立。最高長官，有油水的空缺，或許就是皇親國戚。到了清末，天津成爲距離京城最近的大都市，有戶籍的城市人口就達四十萬。升遷無望的失寵大臣，在京城不敢張揚不義之財的王爺貝勒，觀望宮廷變化的下野官吏，統統跑到天津這塊風水寶地來。能做官就做官，不做官憑着資歷和身份也沒人敢惹，置房子買地做買賣都能發財。鴉片戰爭以後，天津還是皇上、大總統們的避風港，混不下去了，就到天津忍些日子。數數天津名目繁多的王府、故居、花園，便可知其時的天津衛，簡直就是高官達貴養神散心的大別墅。
這些人來到天津，生活習性沿襲京城的一套，自然帶來宮廷文化。琴棋書畫詩詞歌賦，吃喝玩樂彈拉說唱，享用絕對的高品位。此時起，天津話融進大量北京話語彙。老舍先生主編的《北京話語彙》，除了“撓丫子”之類個別俚語，大部分語彙存在於天津話的口語中。其中包括許多有音無字的滿語，如“這人真格色”的“格色”、“胳肢人”的“胳肢”、“邋遢仨兒”的“邋遢”，說他“勺叨”他還“翻呲”梗脖子，“嘿唬嘿唬”他，“摑打”他兩下，他就“耷拉”腦袋不“滋威”了。這些詞彙，能“就唬”用漢字寫出來就寫，寫不了就說，“勺叨”說成“勺瓢”也行，明白就完。天津人洗衣裳，說是“(cou)衣裳”，小孩吃奶，說是“吃(gege)”，會說不會寫。懷疑是滿語的轉音，北京話裏沒有。可能是滿語中少數人的俚語，後來讓天津人說“走界”了。
統治天津的主導文化，一度是宮廷文化，應該說是成立的。在這種文化背景下，包括文學在內的藝術各門類，最具影響力的人物多匯聚津門。不論哪一門派的藝人，縱然進宮伺候過老佛爺，不經天津認可也紅不起來。時至今日，不管什麼樣的“腕兒”，到了天津就怵頭。沒有真本事，二三流的玩意兒懵不了天津人。
既然是宮廷文化，自然包括飲食文化。一些吃家把天津飲食文化，詮釋爲小吃文化。說人家外地有川菜、魯菜、蘇菜、閩菜、粵菜，沒聽說過津菜。以此說明，天津不存在高品位的飲食文化。這些吃家算不上行家，御膳房的食譜列什麼菜？千萬別回答滿漢全席。皇上挑食，御膳房雲集四海名廚，菜譜薈萃普天下的美味佳餚，預備的是華夏大菜系。天津衛擁有普天下各路名廚名菜，天津菜系就是皇上的菜系，天津各具特色的館子，就是御膳房的“專竈”。講究吃的文化，天津是大文化。足球場當席面，也擺不下天津廚子的烹炒煎炸。
至於小吃類食品，和全國相比天津真算不上一流，至少不能和成都西安上海比。難得的是，外地的小吃再有名，不能挎着提盒送到紫禁城裏去。而天津的地理位置太闊了，想擺譜兒，呆在北京能吃上熱乎的“狗不理”；腿勤的，專程來趟天津改口解饞，當天也能打來回。所謂“天津三絕”，最初是北京人叫響的，再有就是自吹自擂了。竊以爲，實不值渲染稱道。
三、天津的俗文化，主要是從軍旅文化衍生來的。鐵打的營盤流水的兵，天津衛裏的兵勇，早晚復員退伍。軍人家屬大部分“隨軍”，便不肯離開生活習慣的沿海城市。兩地分居的也把家屬接來，城鄉差別在那擺着，再苦也比鄉下強，頂不濟練把式賣藝，也可以換飯吃。功夫深的軍官開武館帶徒弟，因爲到處是老鄉，估計沒人干涉。那時的“三不管兒”可能不止一處，肯定是練把式賣小吃的佔主體。或許還有賣唱的，也是從安徽來的。說不定天津時調，還是鳳陽花鼓調轉化來的呢！當年西沽的太平花鼓會享譽津門，行會時唱的就是鳳陽花鼓調或是崑曲。須知，天津人唱崑曲唱的是北昆，也是徽腔徽調。
鹽業、海運、漕運的發展，四海商賈八方遊俠雲集津門，普天下的奇聞怪論、道聽途說俯首皆是，爲說唱者提供了大量創作素材。演義的傳奇故事，全是有鼻子有眼的“真人真事”。講述起來不僅繪聲繪色，且聲情並茂，因此，天津的說唱藝術天下無比。
有藝術就有美學，有美學就有哲學。由於接觸三教九流各色人等，天津人的處世哲學獨具一格。通常情況下，奉行君子動口不動手的政策，練就了天津人機敏幽默的“衛嘴子”。萬般無奈也是先禮後兵，得了勢見好就收；鬥不過人家，好漢不吃眼前虧，喊聲“大爺”算嘛？不跟“狗食”計較。不是天津人熊包，老輩人教育的好：和氣生財吃虧是福。篤信能人背後有能人，多個朋友多條路，多個仇人多堵牆。從呀呀學語就懂“欺負人沒好處，你媽生個小老鼠。”別人招欠打自個兒的孩子，天津人還不護犢子。
由於目睹太平軍和義和團的慘敗，血雨腥風扭曲了天津人的個性，嘛事都看個底兒掉。市井文化折射平民意識，表象的玩世不恭與油滑，是反抗意識的消極表現。近代後期的天津人，輕易不拿雞蛋碰石頭，誰愛說嘛說嘛，我就這德行還不行嗎？誰樂意愣頭青就讓他愣頭青，說出大天我不攢頭。無關大局的事，有便宜算白揀，倒黴反正我沒參和。天津人的這種處世策略，固然有消極的一面，但也不妨說是老謀深算，是地域人羣成熟的表現。
但是，國難當頭的時候，天津人絕不含糊。百年來，天津承受的民族災難首當其衝，敢跟英法聯軍、八國聯軍，日本鬼子全交過手、拚得血流成河，死拚到底不做孬種的，唯我天津人。抵禦外辱天津最爲慘烈，天津的肝膽忠烈不勝枚舉，天津歷史燦爛輝煌，天津文化慷慨悲壯。
故事電影和電視劇是雅俗之間的文化商品，本身就不可能脫俗，表現俗文化自然難免。但俗文化須有“文化”，此“俗”應是通俗、風俗、民俗。縱觀銀幕上熒屏上的“天津人”，各個俗不可耐，庸俗、惡俗、鄙俗。以糟濺天津人的方法，滿足個別人的“審醜”需要，反映了編導者的創作心態，是文化墮落的趨向。在故事電影和電視劇中，筆者不反對使用方言進行人物造型，但是必須使用得當。對某種方言(不僅天津方言)沒有深刻的理性認識，最好慎用。
四、目前我市保存最完美的古建築羣，當屬東門裏的文廟，與文廟相對原有一座武廟。這兩座廟宇如同昭示碑，表明天津人崇文尚武的文化特徵。將近六百年，文廟完好保存，以它所處的城區位置，體現了天津人對中國傳統文化的尊崇和繼承。
天津市區保存完好的古建築，還有三叉河口附近的大悲院、西北城角的清真大寺、呂祖堂，這些完好的宗教建築，甚至包括鼓樓附近，近代建築倉門口教堂。其建築風格，都融合在中華民族的大文化之中。傳統文明和泊來文明的親和，以及對宗教信仰的相互尊重，說明天津人的氣度。說到建築，就聯想起名揚四海的“天津小洋樓”，似乎專指租借地裏的建築。且不說天津地面上的任何建築，都是天津漢子的智慧和血汗構築的，單說天津老城周圍的老字號，東北城角的官銀號、商務印書館、正興德茶莊、北馬路的中華書局分店、估衣街上的“八大祥”等多家鋪面建築，均透着世界建築經典風格。中西合璧不露痕跡，與老城風貌和諧統一，那可是純粹天津人的傑作。馮驥才大哥爲挽救天津遺存的老建築奔走呼號，不是他守舊，眼下舊地立起來的高樓大廈，不僅破壞了天津城區的整體風貌，本體建築也是差強人意。品位、個性、審美價值，均難讓人恭維。
不要因爲歷史上發生過“天津教案”和“老西開事件”，就誤解天津人排斥天主教、基督教。望海樓和毗鄰的崇禧觀原本是景緻建築，那裏是屯兵要隘關稅卡口，法國人強租那塊地皮，顯然沒安好心。從1862年“永租”至1869年始建，法國傳教士就四處活動，期間沒有發生過激烈的事件。只是當法國人以傳教爲名殘害中國人、明搶中國地皮時，天津民衆怒火難耐，才爆發與強盜死拼的激烈行動。火燒望海樓、保衛老西開，與純粹的宗教無關，天津的宗教文化始終聖潔與健康。
天津地域文化的特徵，還集中在人人敬奉的天后宮。
相傳宋代福建莆田人氏林願，第六女林默聰慧美麗，卒後屢屢顯應於海上。元代至元年間，被朝廷封爲天妃神號，以保海運“安全”。至清康熙升格爲天后，是中國至尊女神。天津作爲重要的海運碼頭，天妃娘娘在元代就坐鎮大直沽，專家考證大直沽的天妃宮爲東廟。娘娘宮是天妃西廟。娘娘宮非觀非寺非教堂，本與宗教無關。因天妃屢受皇封由僧人主持，後來道人也介入其事，此舉令後人大惑不解。兒時唱童謠：“娘娘宮，嘛都有，三尾(音乙)巴羌子油葫蘆(音魯)”。回味起來，講的是娘娘宮不僅佛道合一，治頭疼腦熱的王三奶奶、憨厚的傻哥、管生育的子孫娘娘統統在其內。宗教的共同教義勸人從善，天津人不把神的職能分那麼清，天津人務實，賦予娘娘具體的神力。遇到爲難事，尤其婚後不孕或生育無子，便求助天后娘娘。生育是天然，自然最見成效。娘娘原本負責海運安全，老百姓卻忘掉了。
天津雄厚的文化底蘊，擁有豐碩的創作素材，廣闊的創作空間。親愛的編導們，天津那麼多的好東西，不要一葉障目統統看不到。
五、天津文化大俗大雅，怎麼就“牛二”了呢？究其原因，天津人最大的缺憾不會張揚，不張揚也無妨，算謙虛；偏偏不會藏拙，不會藏拙也無妨，算實在；偏偏擅長自嘲，自諷自嘲也無妨，歸在風趣裏邊，會逗哏、幽默！須知，這無妨哪無妨，擱一塊就有妨了。好聽叫大大咧咧，難聽叫沒心沒肺，二百五、狗器。天津部分人這種不着調的習氣，純粹是幫會遺留的習氣。
封建社會晚期，破產農民越來越多，逐步轉向手工業等其他行業。爲了應對統治者的壓榨，便按同鄉或行業自發結成民間團體，最具影響力的是紅幫和青幫。
紅幫又叫洪幫，祕密結社始於清康熙十三年(1674年)，以農民、手工業工人、城鄉散工和遊民爲主，成分複雜。拜天爲父拜地爲母，故稱天地會。他們以反清復明爲宗旨，因明太祖年號洪武，內稱洪門。小刀會、紅線會、哥老會均屬洪門分支。洪幫建立後舉事抗清，勢力迅速壯大，還配合太平天國多次在湖南、湖北、廣東、廣西、福建、臺灣沿海武裝起義。該會各派還有的參加過早期的工人運動，辛亥革命後，部分地區的派系受同盟會的領導。洪幫後來坐鎮上海，稱雄一方。
青幫發跡於漕運又叫安清幫，最初結幫爲的是壟斷內河航運。據傳康熙七年(1668年)羅教始祖三弟子翁某錢某潘某，應昭晉見“領幫匡漕”，欽封安清幫。“招收賢徒”十萬八千“嚎喪鬼”，分成一百二十八個半幫，形成浩大的幫派體系。史載，雍正四年(1726年)青幫承包了大運河南糧北運的漕運業務，一時形成氣候。清幫出自佛門，臨濟會宗派之分支，原本“尚天情，重義氣”。青幫傳四十八代，正統的幫徒嚴守《十大慎尊》《九大戒律》。戒酒、戒賭、戒淫亂、戒偷盜、戒鬥毆；提倡正心修身、積德累功、爲國盡忠。道義不爲不清，只是始爲朝廷操縱，後爲把頭壟斷。
青幫在天津的代表人物，是名噪一時的袁文會和劉廣海。一個出身河霸流氓，一個出身販草農民。他們雖是一門，卻是黑社會勢不兩立的派系首領。因骨子裏都有較深的“階級烙印”，前者淪爲漢奸，解放後被人民政府鎮壓；後者則在很大程度上維護平民利益，具備應有的民族氣節。兩股黑勢力的較量(後期不乏正義與非正義之別)，往往採用跳油鍋、滾釘板、過刀山，斷腿、剁手等玩死籤、自毀自殘的極端手段，以迫使、要狹對方屈服。日寇侵華期間，對青洪幫採用拉攏利用的策略，對雙方的爭鬥極少干預，爭鬥常常分出勝負，每次總有一方獲得地面上的利益。爭鬥中，傷亡者會得到幫會的撫卹和補償。由於爭鬥手段殘忍，獲得撫卹和補償的幫徒會受到英雄般的尊敬。爭鬥頻繁“英雄輩出”，極易產生明星效應。對食不果腹衣不擋寒，死比活着舒坦的赤貧來說，模仿混混兒或者爭當混混兒，在下層社會成爲時尚，也就不足爲奇。
舊社會許多大城市都存在混混兒現象，電影《黑白人間》講的就是北京混混兒。天津人始終把混星子視爲不齒，視混混兒那一套爲“臭狗食”“雜巴地”“狗食盆子”。就連混混兒自己也不拿自己當人看，“你老別跟咱下三癩一般見識呀！”一些不明底細的影視編導，把混混兒當成天津的特產，當成天津典型人物表現，犯了常識的錯誤。
文化藝術具有教化的作用，必須宣揚邪不壓正。這個邪不壓正，是廣義的也是狹義的。搞表演的明白，劇中人物在鏡頭前表演，不在戲份多少，看導演如何調度，如何把握尺度。天津早期拍攝的《血濺津門》，觀衆可能忘記了所有劇中人物，金樹貴飾演的那個混混兒漢奸郭運起，至今提起來，仍然令人記憶猶新。以這個劇中人物爲例，僅僅試圖說明，該劇在本市播映和在外地播映，產生的效應則是不同的。普通話全國通用，天津話則是獨家特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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