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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一個傳統的四合院落，坐落在南開區鼓樓商業街東大街巷口，從它的門臉來看，不太起眼，但路過這裏的遊客只要見到上面的牌子，就忍不住要進去看一眼，這裏就是老城博物館。老城裏已經風雨走過近600年，而這些老城裏的遺物則見證了天津衛的滄桑變遷。在這裏，每一塊磚雕、每根木雕、每一塊石碑的背後，都可以講述出一段動人的故事。
自去年開始動工籌建，一年多來，先後有許多熱心的羣衆捐贈自己家中藏有的老城遺物到這裏，而最近老城的拆遷，許多無法成套保留的院落關鍵構件也都運到了這裏，同時，一些剛剛出土的石碑也在這裏找到了自己的“家”。由於該館正在修建中，到年底纔能有個眉目，因此，許多遊客都被“正在施工謝絕參觀”的牌子拒之門外，記者在國慶節期間，走入老城博物館，從一件件藏品中，讀出了明清天津衛的遺韻。明代碑頭有雙龍關帝廟址顯身形
天津設衛建城在明代，而現在能夠保留下來的明代建築並不是很多，許多明代的物品也因爲年代久遠，很難完整地保存下來。南開文管所的工作人員在老城裏拆遷的時候，發現了一塊明代石碑，雖然上面的字跡已經難以辨認，但從形制上看，可以斷定是明代的。在原關帝廟遺址處，他們又發掘出一塊石碑的碑頭，碑身卻沒有找到。從這塊碑頭的尺寸、形制、大小上看，與先前發現的明代碑刻完全一致。因此，可以判定，該碑頭是明代的物品。有人認爲這塊碑頭有可能是當年修建關帝廟時的碑刻。
南開文管所段德融老師介紹，在老城博物館裏，這塊碑頭就成了年代最長的物品，段德融介紹，他們還在努力尋找這塊石碑的碑身，希望能夠在挖掘地原地建碑亭保護石碑，這樣能讓後人來到這裏時，可以知道在這個位置曾經出土了一塊見證老城變遷的碑刻。華家門前抱鼓石譜出老城遺韻來
在老城博物館裏面，記者看到了馬千里舊宅的抱鼓石，鼓上坐着一個石獅子，下面的花紋是菊花雕刻，取其吉祥富貴之意。抱鼓石是當時民居較爲常見的一種裝飾，尤其是在老城裏，許多大院門口都會有這樣的石製品。但這些抱鼓石一旦用在一些文化名人家中，給後人的感覺就會有些不同，多少沾了些文化的味兒，能勾起人們對文化名人的種種往事的追憶。
在老城博物館這樣的抱鼓石很多，記者還看到了一對高約一米左右的抱鼓石，遠遠高於其他抱鼓石的高度。段德融向記者介紹，這是天津解放前四大書法家之一———華世奎家中的抱鼓石。一個殘缺的獅子蹲在鼓上，而鼓面的圖案是三個獅子圍着一個繡球，即人們常說的獅子滾繡球。據段德融介紹，這是目前發現的最高的一對抱鼓石。這也符合天津的老話：“高臺階華家門”。從這對抱鼓石的高度來看，這種民間歌謠還是非常有說服力的。三門鐵炮披紅鏽見證駐軍大營盤
在老城博物館二道門院子裏，記者看到了一長兩短三門鐵炮，最長的一門炮約3米左右，短的兩門炮也有一米多，上面已經披滿了紅色的鐵鏽。據王長興介紹，這些鐵炮都是從中營小學徵集來的，是上個世紀80年代出土的。從鐵炮的形制上看，應該是清代的武器。
之所以能夠從中營小學出土，這與天津歷史上曾經在老城裏多個點位駐軍有關。王長興介紹，在清代天津城裏有許多被稱爲營的地方，這些營就是軍隊的駐紮地。從字面上就能看出，中營就是位於中間的營盤。既然有駐軍，就會有武器。而從中營小學出土的這三門鐵炮，自然就是清代駐紮在天津的軍隊使用的武器，這對於我們瞭解天津清代的軍備情況還是非常有幫助的，另外，從炮的形制上看，不算先進，可能還是引進近代西方制炮方法前的武器品種。費家衚衕舊門雕博物館裏把身藏
本報在開設600天600版欄目之初，一篇《天津烈女見證大明王朝謝幕》令許多讀者對明朝的費宮人的傳說很感興趣，而本報記者走入當時的大費家衚衕去找尋她的故里，則令人關注大費家衚衕。在老城博物館裏，記者見到了大費家衚衕中拆下的門樓木雕。
王長興老師介紹，這些門樓木雕工藝精緻，是非常難得的佳作，記者看到其中的一長條木雕由9個木獅子組成，王長興老師指着一處花紋讓記者觀瞧，這裏是透雕，這種透雕能夠讓木雕產生非常明顯的立體感。這是清末民初的透雕作品。在老城裏的民居中屬於上佳木雕，非常難得。在博物館裏，記者還看到了元寶坨的配件。在報道老城裏驚現元寶坨時，記者與南開文管所的兩位老師看到的都是尚未拆卸下來的元寶坨。而在老城博物館，記者則見到已經拆下來的元寶坨，感覺與當時看到的情況又有所不同，據王長興介紹，這些元寶坨拆下來後，其配件多達數十件，而且保存相當完好，從其風格上看是典型的南方風格。牛痘局碑驚現身道臺家人赫然在
自本報報道《大清道臺是我哥》後，許多讀者對王守惇老人印象深刻，更由於他爲本報提供了新聞線索，才讓天津牛痘局的遺址和碑刻情況浮出水面。在當時進行報道時，因爲牛痘局的碑刻是壓在民房門口處，而被門口的牆體壓着的部分正好是捐款人名單和捐款時間，這也多少留了些遺憾。
而這次記者來到老城博物館探營，看到了這塊已經斷裂成了兩塊的石碑，上面的名單因爲壓在牆體下面而保存完好，上面清晰可見當時捐款的12個人的名字，捐款的數額從500串到1000兩不等。在這些捐款名單中果然有王姓在裏面，捐款的是王守享，他捐了100兩銀子，這塊石碑出土也印證了牛痘局是王守惇家人捐獻的，另外，從這塊石碑的最後落款處，也可以看到是“光緒三十年四月”，即1904年。正如本報關於牛痘局報道中指出的，牛痘局在當時全國只建了兩個，一個在廣東，另外一個就在天津老城裏，而廣東的牛痘局缺乏文獻記載，實物也早已不存在了。因此，天津牛痘局出土的碑刻就顯得非常珍貴了。一座萬古流芳碑不知碑主是何人
除了牛痘局的碑刻和浙紹鄉祠的碑刻外，記者在老城博物館還看見了一座萬古流芳碑，這塊碑長約2米左右，寬0.5米。據南開文管所王長興介紹，這塊碑是前些年在修津河時，在八里臺附近發現的。老城博物館開始動工後，就將碑刻搬到了這裏。
從碑刻上的文字看，這塊碑應該是表彰一位曾經擔任過天津提督的人。但由於碑刻已經破損，恰巧破損的部分是這位提督的名字，因此，記者無從知道這座萬古流芳碑是爲誰立的。從落款上看，立碑時間爲“光緒十八年五月”，也就是在1882年五六月間。幸好從模糊難辨的字跡中，記者通過碑刻文字透露的零散信息中得知，這位擔任天津提督的人曾經用自己的俸祿修好天津的某座官署，並在官署兩側鋪好了道路，當時的文人爲了表彰他的這種義舉，就出資立了這座石碑。
從歷史的文獻記載上看，天津的官署大部分在老城裏，爲什麼碑刻會在八里臺附近發現呢？對此，南開文管所的王長興老師解釋說，這塊碑的發現地不一定是其立碑的所在地。有可能是由於種種原因，人們將碑刻轉移到了八里臺附近，這塊碑也可能是人們在搬遷過程中，將邊沿磨損，而磨損部分的文字恰巧涉及碑主的姓名。花會牌子光緒造商業幌子賣陳醋
在老城博物館裏，記者看到了一塊寫着“混元會老會”的牌子，這塊牌子是當年高蹺會的牌子，立在老城裏“老縣署前”。據王長興老師介紹，這塊牌子有可能是立在老城裏東北角地區。從牌子的落款時間所透露出的信息上看，這個高蹺會是在嘉慶二年(1797年)停止活動的，從光緒十八年，即1892年開始又重新恢復活動。這段記載可以爲當年天津各種花會活動的情況提供一個旁證。
此外，記者還看到了一塊清末民初時天津街頭上的商業幌子，這件幌子屬於一個賣陳醋的商業店鋪。在幌子的中間是兩條魚，在魚的下方書寫着“陳醋”兩個大字，歷經了百年的風雨後，這個幌子也算找到了一個非常不錯的歸宿，將來在博物館建成後，這個幌子也可以向後人展示出當年天津商業狀態。清代冰箱受關注老城又添新實物
本報記者採寫的《清代天津城流行木冰箱》一文，被香港的《文匯報》轉載，可見天津人當時的生活狀況特別是反映天津人生活質量的實物非常受關注。而老城博物館就徵集到一個清代的木冰箱，這個木冰箱比現在普通的牀頭櫃高出一小截，拉開拉門，可以看到木冰箱分爲上下兩層，上層是專門存放冰塊的地方，下面是存放食物的地方，中間用數根鐵棍隔開。這個木冰箱無疑爲老城博物館又增加了一個新的亮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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