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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天津市民的眼中，電車就好像是一個鋼鐵猛獸，“丁哐丁哐”地在兩條鐵軌上飛奔，聽說還要用電，很多百姓都怕被電死而不敢上車。爲了能夠讓天津的老百姓接受電車這一新鮮事物，電車公司當時還真想了不少“推銷”的辦法。
據天津社會科學院歷史所研究員劉海巖介紹，在電車實行之初，天津人把電車看成了帝國主義侵略中國的一個標誌，許多人都開始抵制乘坐電車，街上不斷地出現“好人不坐電車”的標語。電車公司爲了讓市民接受電車，首先從票價上下了功夫。
最初票價很高，電車公司就開始把價格設定在一般平民都能接受的水平上。據《大公報》報道，電車票價最高時是銅元(當時的貨幣)6枚，而最低時只需要銅元2枚。此外電車公司還多設行車線路上的站點，開設婦女專用席位，儘量迎合當時中國傳統習慣。後來，電車公司又以“有獎乘車”的方式繼續吸引客人，每月開獎一次，乘客用每次乘車時車價的號碼進行抽獎，如果中獎，將由電車公司獎勵銀元或銅元若干。
座位分等票價低逢年過節掛彩車，原公用局黨委書記梅通友是一位老電車售票員，他親歷了電車發展的三個時代，如今雖已年近古稀，但對當時的情況他還是記憶猶新。
梅通友告訴記者，儘管1906年環城電車通車時引起了不少市民的興趣，但是對“電”以及如此快速、“龐大”車輛的畏懼加上反對電車運動的影響，使得通車初期電車乘客很少。電車公司便採取免費獻坐和低廉票價吸引乘客。最初電車的座位還有頭等、二等之分。頭等座位有絨墊，車廂有地毯、痰盂、電扇等；二等座位則是竹藤坐椅。頭等座位票價只有一個銅子兒，二等座位半個銅子兒。隨着市民對電車的認同和乘客的大衆化，電車不再有坐席的等次，一律改爲木座位。電車公司爲了吸引乘客，每逢端午、中秋節日，在電車後掛一彩車，“編制水龍雲月，內燭以五彩電燈”，僱人吹打奏樂，沿街遊走，“引誘男婦老幼，遊觀如堵”。
與電車初建時不同，電車的票價可以說是一再降低。電車公司的各種推銷辦法逐漸引起了更多市民的興趣，加上乘坐電車確實方便快捷，電車逐漸被一些市民所接受，乘車的人漸漸多了起來。到了20世紀20年代，電車已經被市民普遍接受，以其快捷、方便和票價低廉成爲最受大衆歡迎的交通工具。
電車之所以最終成爲最平民化的交通方式，票價低廉是關鍵的因素。電車公司每次提高票價的企圖都因受到廣泛的反對而作罷。20世紀20年代，天津電車的票價最低爲銅元2枚，最高6枚。就是說，最多花6個“大子兒”，就可以從北大關乘車到勸業場。即便是收入低微的市民，每天上下工也可以乘坐電車。
近代化的交通使天津窮百姓也坐得起電車，人力車反而成了社會中上層才能經常乘坐的“的士”。北京則不同，由於票價高昂使得北京的電車始終處在奢侈品和必需品之間，無法平民化。20世紀30年代的統計表明，城市人均每年乘坐電車的次數，天津爲52次，高於上海的38次和北京的17次，成爲全國電車乘坐率最高的城市。
乘坐電車規矩多形象不整不歡迎
據劉海巖介紹，電車對促進城市市民行爲舉止文明起了一定的作用。如《電車公司行車章程》中，除了有關乘客上下車安全、購票方法的規定外，還規定了乘客攜帶物品的大小、重量以及乘客的形象和氣味不得有礙同車之客；非抽菸處乘客不準抽菸；車上不準吐痰；有傳染病者不準登車；車上不得用污言穢語，不得侮弄同車之客；衣服不潔可能污染其他乘客之衣或有礙同車之客者不準登車；車上不準帶犬和各種動物等等，並規定了相應的罰款。這可以說是天津最早的城市公共文明章程。
線路兩旁商號多電車開出繁華區
在城市發展方面，電車促使城市的發展重心由舊城周圍及河流沿岸向電車沿線轉移，改變了傳統城市的空間模式。“蓋天津市發展之趨勢，其初圍繞舊城，繼則沿河流，複次則沿鐵道線，自有電氣事業則沿電車道而發展”。民國以後，隨着連接租界與老城區的電車系統的形成，城市商業投資大量向電車經過的路線轉移。電車通過的奧租界大馬路一度很繁華，只是由於意租界不準該界內主要街道開設商店，繁華地段至奧意租界交界處便中止了。日、法租界由於地理位置居於城市中心，加上租界當局對商業投資的吸引，遂使黃、藍牌電車道成爲大小商號的主要聚集區。
1912年，天津發生壬子兵變。袁世凱爲了達到其政治目的暗中唆使北洋軍隊在天津譁變，大肆搶劫華界商家，尤其是估衣街等商業繁華區，迫使華界商家紛紛遷往租界。因爲租界有條約保護，軍閥的軍隊不得進入。最早遷到租界的大商號是最容易被搶劫的金店、綢緞莊，如有名的恆利金店、物華樓、敦慶隆、老九章等。他們首先在日租界旭街開設分號，其他商家也隨之遷往。在這一過程中，快捷的電車起了推波助瀾的作用。
到了20年代後期，從旭街到杜總領事路，沿路已經開滿了商號店鋪，“大小商號遷往租界者，罔不爭先恐後”，形成了至今繁華不衰的商業街———和平路。法租界的梨棧一帶(今勸業場)，由於地處電車樞紐，黃、藍、綠三條路線在這裏交會，更成爲商家必爭之地，該地區迅速繁榮。1929年，勸業場、天祥等大商場先後建成，使“法界梨棧”取代了日漸衰落的華界北門外，成爲近代天津城市的中心商業區。
可以說，今天的和平勸業場繁華商業區的形成，與電車交通有着密不可分的關係。坐電車、逛勸業場，成爲30年代天津都市流行的生活時尚。
商民抗議呼聲高電車北擴遭反對
儘管遭到如此多的反對和抵制，圍城電車畢竟已經通車並逐步爲市民所接受，但電車公司在老城區進一步的發展計劃卻遭到挫敗。1911年，津浦鐵路修建車站(即今天的西站)，電車公司根據1904年的合同提出將電車軌道由北門鋪築到西站一帶。電車經過的河北大街有三百餘戶商民聯名上書，極力反對電車通過。此時清王朝已經瀕臨末日，直隸總督陳夔龍爲安民心，不得不拒絕了電車公司的計劃，此後從西北角鋪設到濟安自來水廠的計劃也沒有再提出。
兩年以後，也就是1913年，民國政府工程局準備重修金鋼橋。天津電車公司趁機提出將電車從東北角通過金鋼橋鋪至河北新車站(即今天的北站)，並表示可以承擔修築金鋼橋的部分經費。這一計劃遭到強烈的反對，尤其是大衚衕的商人、人力車商以及商會，最後順直省議會投票否決了擴修電車的計劃。他們反對的主要理由是：上等社會有汽車馬車、中下等社會有人力車，天津的交通已經非常方便，沒有必要再通過修電車擴大外國人的權利，而且電車會造成人命傷亡，數萬人力車伕的生計也受到威脅；商人們則認爲修電車會泄了大衚衕的氣脈等等。因此，將電車通到海河以北的計劃一直未能實現，直至20世紀40年代後期國民政府接管公司後才鋪設了通往北站的紫牌電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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