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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悲院原址在現大悲院的西跨院
在河北區金鋼橋畔，有一座我市保存完好，規模最大的寺院———大悲院。康熙年間，大悲院內的天津第一個詩社———“草堂社”點燃了天津第一次“雅文化”大爆發的導火索……大悲院本是“小文聯”-本報記者王志輝
在金鋼橋畔，有一座我市保存完好，規模最大的八方佛寺院———大悲院。記者日前拜訪了該院首座智如禪師，聽他講述了這座從清代順治年間發展起來的寺院的故事。寺分兩院各尊佛像堪稱絕
據智如禪師介紹，現在的寺院由西院和東院兩部分組成，西院又叫舊廟，始建於清順治年間，康熙八年(1669年)擴建，由文物殿和方丈院等組成；東院又叫新廟，建於1940年，由天王殿、大雄寶殿、大悲殿、地藏殿、配殿、耳房和迴廊組成，是現在寺院的主體。殿內藏有銅製釋迦牟尼佛像，還塑有大悲菩薩、倒坐觀音、彌勒佛、天王像、羅漢像等佛像。
位於院中央的大雄寶殿內曾珍藏着魏晉南北朝至明清各代銅、木、石刻等工藝和藝術水平都很高的造像數百尊。各尊佛像形態各異，造型逼真，堪稱天津佛教藝術的典型代表。草堂擴建武官捐資建寺院
“大悲院始建於何時，天津的史志中並沒有記載。據已故的天津地方文史專家陳鐵聊先生考定，大悲院是在順治十四年到康熙四年間創建的。但我寺的大部分僧人認爲，寺院是在明末清初建造的。”
昔日的天津城遠沒有現在的大，出北門不遠，就已經是一片蘆葦，沽水連片了。一天，當時駐天津的軍隊官員武備曹斌途經此處，看到一位僧人正在路邊向過往行人贈送水果和茶點，便和他交談起來。交談當中，曹斌得知這位僧人法號世高，浙江人，不久前來到天津修建了一座小的草堂———“大悲草堂”，準備幫助路人。而曹斌恰巧也是浙江人，同鄉在天津相遇，備感親切，就把世高請到了家裏。曹斌決定出資，在世高已經修建的“大悲草堂”的基礎上，再建殿堂三營，使其擴建成一座像樣的寺廟(原址在現在大悲院的西跨院的三層建築)，以方便世高的各方面活動。
智如師傅說：“對於這段歷史，《大悲院記》是這樣記載的，‘禪人世高，結茅天津之衢，夏以水，冬以茗果……予友曹君，實司武備茲土，捐俸錢繼之。’也就是說，大悲院的創始人是世高大師，而建造時間，應該就是曹斌從順治十四年到康熙四年任天津武備的八年間的事情。”文人云集寺內創設草堂社
關於世高其人，由於資料匱乏，目前對他的來歷還未能查清楚，只是知道他是一位浙江人，在入佛門前是一位文人，喜好文學。據民俗學家繆志明稱，在《津門詩鈔》中並未能找到他的一首詩，甚至殘章斷句也沒有，但在康熙年間的天津詩人張霔的《綠豔亭稿》中，有一篇《刻退居詩序》，這篇文章明確說：“退居老人，性瀟灑，好吟詩……讀退居中詩，或託物比興，或與人倡答，雖脫口而出，……宛有古高士風。”文中所稱的“退居”，就是世高在大悲院所居住的地方。世高既曾刻有《退居詩》，又有“衝閒淡雅”的美譽，足可以說明他在詩歌方面還是有一定造詣的。
那麼，在文中提到的“草堂社”又是什麼呢？繆志明說，“草堂”就是指當時的大悲院，而“草堂社”就是設在大悲院內的一個詩社，這就是天津歷史上出現的第一個文化社團，它的出現，標誌着天津的詩歌創作已出現羣星燦爛的局面。
“草堂社”設在了大悲院，這座寺院就成了當時天津詩人們聚集活動的場所。從當時的一些詩詞中可以看出，當時大悲院組織天津詩人蔘加的一些活動規模有時候還是很大的。如張霔的一首詩，題目是《草堂九日，同陸石麟、尹於民、龍在田、樑崇此、沈文肇、吳南榮、樑叔敏、解擎公、樑右張、胡執中限韻》，這首詩在題目裏提及的詩人就有十位之多。可以想象，當年的大悲院裏，文人的來來往往，人流如織。
繆志明指出：“大悲院曾是當時天津文化活動中心之一。但自世高約在康熙三十九年(1700年)去世以後，大悲院就再也沒有出現過像世高這樣的詩僧，這座寺廟也就失去了往日繁盛的文化活動。世高在世的這些年中，大悲院同當時的香林苑道觀(在今河北區界內的張氏問津園、獅子林橋望海樓)一起，打造了天津的第一次文化大爆炸的繁榮景象。”茫茫蘆煙詩人眼中大悲院
據智如師傅和繆志明介紹，雖然當時記述大悲院的文章只有朱彝尊的一篇，而且記錄也不詳細，但想大悲院的具體景象，還是可以通過詩人的作品來了解的。
從當時的詩人描述來看，初期的大悲院可以說是遠離市區，周圍大部分地區都是荒郊野地。如龍震的《晚過草堂》描寫道：“夕陽淡遠樓，水氣生虛涼。與客泛野艇，隨風向草堂。蜻蜓時上下，燕子東西翔。茫茫蘆荻煙，何處蓮花香。”由此可見，當時如果想去大悲院，就必須乘坐小船，而且周圍又盡是大片的蘆葦，大悲院附近一片空曠寂涼。而張霔《秋月過大悲院》一詩將這種景象寫得更加清楚，“野水圍秋寺，煙迷路不真。莫從門外望，盡是打漁人。”淮軍強徵寺院被迫改兵營
在世高師傅去世後的一段時間裏，大悲院慢慢地變得越來越破敗，來這裏進香火的人也不是很多，對於它的記錄也就慢慢地消失了。然而，在它沉寂了二百年後，一位當時聲名顯赫的人與大悲院又聯在了一起，他給大悲院帶來的不是繁榮，而是一支軍隊，一支將大悲院變成營房的軍隊，這個人就是清朝的重臣———李鴻章。
天津市人民政府地方誌辦公室主任郭鳳岐對記者說：“在河北區，不光有座‘望海樓’，還有一座‘鎮海樓’。鎮海樓與大悲院有着極大的關係，它講述了一段大悲院的歷史。清同治十年，李鴻章帶領的淮軍因水患由天津城南門外移駐到現在的河北區，他們選擇的營地就是大悲院。淮軍進入大悲院後，開始對大悲院進行一些改造，以適合軍隊的需要。爲了望軍情，淮軍在大悲院東邊修建了一座‘鎮海樓’，它有六個面，共五層，大約高28.8米。當時站在樓上，完全可以看到天津城的全貌。”此外他們還沿大悲院牆建立了壁壘，用於防禦，寺院內部用於淮軍居住和訓練，整個大悲院當時也不再開放，這種狀況一直持續到光緒年間的“庚子之敗”。淮軍建在大悲院的軍事壁壘完全被毀掉了，大悲院也遭到了極大的破壞。
僧分三六九各司五行事和尚“職稱”挺好聽
在對大悲院智如師傅的採訪中，總是在想他的這個“首座”到底是一個什麼樣的“職稱”，出家人的職務到底有多少種稱法？智如師傅對此做出了詳盡的解釋。
智如師傅對記者說：“進入佛門後，處在不同位置上的僧侶有着不同的稱法。剛剛入門的被稱爲‘沙彌’；經過學習並受戒後，就被稱爲‘比丘’；再經過一段時間，沒有在寺內擔任職務的僧侶就被稱爲‘清衆’，在寺內負責各項工作的僧人被稱爲執事。”大悲院共有48位執事8個課室，在這48位執事中，一般有四大班首，即首座、西堂、後堂、堂主。除了住持之外，“首座”就是住持的順位繼承人，他和其他三位班首一起，形成了住持顧問團和智囊團。在住持不在寺院內時，四大班首還負責帶領僧人研習佛學。接下來就是負責日常行政工作的“監院”、負責接待工作的“知客”、負責領唱詩經的“維那”、負責紀律檢查的“僧執”、負責齋堂(即是食堂)的“典座”、負責庫房管理的“庫頭”、負責安排來往客人居住的“寮元”等。另外還有負責用火的火頭、負責用水的水頭、負責蔬菜的菜頭、負責廁所的淨頭等共40位專門有不同分工的僧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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