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52年天津最後關閉的老當鋪“萬成當”(此處現爲國際商場)
在陳先生家中，記者見到了安置在展示框中的這些當票，雖然當票的毛頭紙略有些發黃，但每張紙上的字跡和印章依然很完整。這幾張出自“天順當鋪”的當票擡頭爲當鋪的名稱，名稱之下寫着“當票”兩個字，中間則是典當物品的名稱和典當價格，當品分別是馬燈、書櫃、桌子、馬褂等，價值最高的書櫃當了20兩白銀，價值最低的馬燈當了1000文大錢。在當票的最右端是這家當鋪的當票編號，最小的編號爲“亨字拾號”。當票上的日期最早的一張爲“乾隆三十年三月七日”。
據陳嘉榮先生推斷，這幾張當票有可能是這家當鋪開業時的，因爲所有的當票編號比較靠前。在當票的右端，當鋪先生用毛筆註明“贖期壹年過期無用”，又在當票上蓋了幾個“天順亨記”的防僞章。
陳嘉榮先生說，在20年前，喜愛收藏票證的他在瀋陽道見到有人賣這些票證，立刻用10塊錢將這些票據買了回來。而當時的10塊錢可以在普通的飯館內要上三菜一湯。
天津當鋪史提前89年
天津市資深金融學家張瀾生先生告訴記者，只要將東西典當了，無論將當品贖回與否，當票是最難留住的，因爲個人將當品贖回，當鋪必然將當票撕掉；死當後，當鋪也要將收當的底聯最後銷燬，因此，找一張完整的老當票真像大海撈針一樣。
天津有記載的典當業始自清咸豐四年(1854年)的河東(今河北)興隆街的天聚當，而天津當鋪真正的發展卻是光緒年間。張先生指出，如果說“天順”號是乾隆三十年(1765年)開張的一家當鋪，那麼天津當鋪歷史的記載則又提前了89年。
◆典當標準多變遷月息三分變二分
張瀾生先生說，自清光緒初(1875年)至庚子變亂(1900年)26年間，當時天津城鄉當鋪共32處，鄉區12處。每所質架貨值多至十五、六萬(兩)白銀，少則十二、三萬(兩)白銀，而且各項制度也較完善。例如當息爲“吊二百三”，即當價一吊錢以上按二分納息，一吊以下則爲三分。
典當業的種類最初是典、當、質、押四種名稱。而押即俗稱之“小押”，就是個人用在其他當鋪的當票二次典當，這時典當當票獲得的現金更是少得可憐，更近於重利盤剝，在天津老城(華界)是不準設立的。1930年以後，統稱爲“當鋪”，仍按資本額大小領取不同“當帖”(即營業執照)。過去天津典當業的資本，因所處華界或租界而有區別。華界資本限額分四等，最低不許少於4萬元，租界則限制不嚴。當鋪一般獨資居多，也有合資集股的。開業之前首先領取“當帖”，清朝時稱爲“龍票”，由公會會員兩家介紹，公會批准入會後向當局申領。
當商的營業法則多年來幾經變異，1930年以前，天津當鋪沿用舊例：當期24個月，利率二分五釐，年終照例減息一月“以恤民艱”，若遇年景不佳，還可由當行公所決定再減一月或半月。自從國民政府定都南京，明令當款利率不得超過二分，而津市當商並未遵行，故於1930年被人控告“重利盤剝”；1931年經政府與典業公會共商，決定自1931年4月30日起實施新法則：常年當息，月利二分。
◆典當人員等級多操守不好難從業
當鋪因爲要大批收存當品，還必須妥善保存，因此其建築物首先要求寬大堅實，門外懸掛告示牌，門內放着綠柄紅頭軍棍。迎門影壁掛有“裕國便民”大牌，氣派十足的威嚴。爲防人滋事，當鋪還將櫃檯築高，一般一人多高，多有木柵護欄。
按照天津當業的常規，當鋪開業之初，應由勞資雙方訂立合同，說明資方財東財股若干，勞方則自經理以次重要職員皆分定入股若干，獲利時按股均分。所有僱員，由經理視才學定職定薪，一般有掌櫃、二掌櫃(俗稱當家的)；以下是坐櫃、司櫃各一人，又稱吃股頂生意的，即主持門市業務的；另有外賬(即門賬)二人，內賬(即總賬)一人；站櫃的(即收貨的)分頭櫃、二櫃，共四五人，管號房(即庫房)的一人，管首飾房的一人。除了這些專職人員以外其餘都是學徒，其主要任務是卷號(收當品)、查號(取當品)、雜務等。
張瀾生先生說，當鋪的生活是比較艱苦的，衣服各人自備，食宿由當鋪供給，工作時間自早6點至晚8點關門，平均每天工作長達14個小時。學徒3年以上可自由請假回家結婚，享受二年住家6個月的待遇，或每三年住家9個月(路程在內)，往返路費由櫃上負擔。當鋪門禁極嚴，自經理至學徒，攜帶物品出入者均須接受檢查。另外，還有輪流守夜打更制度，排班挨次，人人遵行。張瀾生先生幼年認識的一位當鋪的經理，生活十分簡樸，從沒有見過這位經理亂花過櫃上一分錢。張瀾生說，經理作爲東家聘用的人員，都有良好的職業道德，一旦落下個壞名聲，就別想在這個圈裏混了。
◆放棄贖權原因多死當帶火估衣街
當貨超過當期不贖，當戶便失去了取贖的權利，任憑當鋪自由處理，抵還原當架本及利息，而當鋪則主要是通過靠死當物品的銷售而賺錢的。
張瀾生說，當戶放棄取贖權的原因，一是衣物陳舊無意再穿用；二是物價低降，取贖已不合算；三是無取贖之力；四是丟失當票又忘卻典當時日，無法掛號取贖；五是典當者流落他鄉，無取贖機會；六是典當者死亡，家屬不知其事，或家屬認爲人既已死，遺物無用。還有就是天津民俗：嬰孩死亡，其所著衣物皆應送入當鋪，以免其親人見而傷心。
在古時，當鋪是十當九取，售出死當僅佔月總數十分之一弱，但到上個世紀三十年代初，戰亂頻仍、外貨傾銷，各類物品價值低賤，當主多不願贖當，致使當鋪每月出售估貨率猛升。由貨類不同，出路不同，收買當鋪貨物的一般都是估衣商、古玩店和珠寶商，天津的估衣街就是因買賣當鋪的衣服而發展起來的。
◆兵亂幣改接踵來津城當鋪遭大劫
一般情況下，當鋪是個賺錢的行業，但要遇上天災人禍，就只能怪自己的命不好了。庚子變亂(1900年)至壬子變亂(1912年)，這十五年內天津當鋪兩次被搶，可謂多難時期。庚子變亂，八國聯軍侵佔京津，洋兵大肆搶掠，津市當鋪受災者約佔半數，即達二十餘家，損失不下五百萬兩，尚可勉強維持營業者只剩二十二家，直至宣統初年(1909年)才增至二十四家。不料至1912年又逢壬子變亂，亂兵垂涎當鋪之“蓄貴藏珍”，視爲主要目標，一夜之間遭災當鋪達十七處之多，這就是人們常說的“搶當鋪”事件。沿途遺物落珍，不計其數。
張瀾生先生說，這兩次危害畢竟還是有形的災害，更有一種形小而損失大的災害，就是庚子以後的幾次幣制變更。例如1900年庚子亂後典當商復業之前，當鋪均照市面各業以制錢爲單位。當商復業時已改銀幣制，使用大洋固無問題，而使用小洋又無法計算。當時街市銅元百枚爲一元大洋，當鋪所用之零角以銅元補充。每角按十枚銅元計算。誰料幣制變化無常，銀元逐漸高漲，行市由百枚漲至百二、百五、百八等，致使當鋪錢色耗損巨大，蓋因行市漲至百八十枚，而贖當者仍以十枚爲一角回贖，使當鋪每一元錢淨虧七八十枚，於是改用銀幣龍小洋。但以後龍小洋價格低落，竟落至11角、12角，而這時贖當者仍以1角當1角贖取，當鋪又吃若干虧損。
民國六年(1917年)北洋政府命造幣廠鑄造一種輔幣，以十進一爲準，不許折扣。誰知過了數年，此類輔幣又不能爲輔了，行市驟變，竟比龍洋變的更快，典當業吃虧更重於前。錢色經過三次變化，全市典當業所受損失約在百萬元左右。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