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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2年8月15日，時任直隸總督、北洋大臣的袁世凱率津道、府、縣有關官員前往八國聯軍的都統衙門辦理交接手續，收回天津管理權。此後，袁世凱爲了整飭津埠社會治安，配合清政府推行“新政”開始了一系列改良試驗，替代天津府縣舊監獄的新式監獄———天津習藝所由此創立，第一次打開中國近代監獄的大門。
派員國外考察監獄改革起步
中國監獄史學專業委員會委員、天津市監獄學會分會祕書長吳中躍介紹說，袁世凱上任之初，派遣天津知府凌福彭、天津法政專科學校蔡振洛等人前往日本考察獄政設施。這些人歷時半年，先後參觀考察了日本的東京、士谷等地監獄，回國後將調查情況從沿革、法律、建築、經費等四個方面加以具體介紹，同時對日本監獄的十字形、扇面形、工字形等建築結構形式加以肯定，提出保定、天津可參酌而行。而且還認爲：“方今各國環峙，非修內政無以定外交。內政之要，首在刑律，監獄一日不改，則刑律一日不能修。”
此報告使袁世凱再次意識到改良監獄與修訂法律、穩定內政外交的重要關係，於是札飭天津道會同南北段巡警局商議辦理。直隸省主管行政和司法的佈政按察兩司也受命詳議有關籌辦習藝所事宜。隨後，袁世凱發動社會各商賈財團及社會名流募捐並強徵捐稅，籌措銀兩，同時又劃撥城郊外(現紅橋區芥園道58號)操兵練武的校軍場作爲建築習藝所的基地。1903年5月12日天津習藝所工程動工，次年6月竣工，由天津府縣監獄撥數百名罪犯調所習藝，天津府知府凌福彭兼任首任總辦，南段巡警總辦趙秉鈞、日本籍法學家總稽查村田宜寬等人爲該所辦事官，並任命了典獄長、會計警戒、教誨、醫務、看守等官吏。所內設皮毛、製衣、木器、地毯等7所作業工廠；制定從收所習藝到教誨作業和獄政管理、平日生活起居考覈、生產勞作考覈以及所內獄政官吏看守制度等管理規則，事事俱細，無一遺漏。
罪犯停止流放強制勞動改過
吳中躍介紹說，清代後期全國各地的監獄人滿爲患，由於流放充軍這一刑罰依然沿用，看押發配犯人的差役都不把犯人的充軍當做懲罰，而把看押犯人發配邊疆看成是對自己的“懲罰”，所以看管起來十分鬆懈，經常發生犯人逃跑的事件，而逃跑的犯人很少能被抓回，以至於“罪人威脅”聚衆騷亂時有發生，令官府十分頭疼。
天津習藝所的建立，使犯罪的人不必再到邊遠的地方充軍流放，而是在本地的監獄中服刑，在有一定期限的強制勞動中懺悔罪過，改過自新。按照清朝刑部批准的罪犯習藝所收押範圍和年限規定：徒犯不再發配，一律收所習藝，按徒罪年限責令工作，限滿釋放；遣、軍、流罪各犯如系強盜、搶奪、會匪、棍徒等仍照定例發配，遣、軍者到配所加監禁10年，流罪者5年，“候監禁限滿，概行收所習藝，皆令身帶重鐐，充當折磨苦工，遣、軍以二十年爲限，流犯以十年爲限。”
改進監獄設施兼備習藝教誨
作爲新建的監獄，天津習藝所在建設之初就採用了較爲先進的制度。據《天津罪犯習藝所章程》11條羅列的30項內容，就有不少監房、設備等的改良規定。監獄建築結構要求改變舊獄破裂殘缺、地溝淤塞、房舍潮溼、腥穢逼人、疾疫叢生的狀況，要符合管理、衛生、教育之方，“庶足以示威儀而嚴防範”。每監要修築牆壁以防囚犯交往和逃亡；工場要區別不同監獄及成人、未成人囚犯勞作的強度和工種；監房和工場必須陽光映射、空氣流通，以合衛生防疫、易於防救水火風雨等非常災害爲要。
吳中躍拿着一幅1905年的天津習藝所的示意圖向記者講解，當年習藝所的建築形式仿日本監獄的模式建造，以便於監視管束，各個制高點均爲守衛和獄方管理者的位置，建築佈局大體有扇面形、十字形、一字形、方塊形、工字形等。1904年，基本完工的習藝所內部建築有：教誨室、醫務室、會議室、辦公事務室、監禁室、炊事房、傳染病隔離室、接見所、食堂、浴室、體育場以及小學校、工場、倉庫、工藝品陳列室、工長住房、看守官宿舍、看守兵住房等等，—應俱全。
規定講究文明刑罰不再血腥
習藝所成立後，爲了改變老監獄虐待犯人的弊病，所內對囚犯制定了一定的獎懲措施，以使管理行爲趨於規範。
吳中躍告訴記者，習藝所對那些能謹守規則、努力作業，而且自知悔改的，發與賞牌，得賞牌三次的犯人，可酌減監禁年限。如果觸犯監規制度，則視情節輕重給予處罰，其方式主要有：罰站，不超過2小時，罰畢照常工作；做苦工，不得超過2個月；減食糧，每月減1／3或1／2，但不得超過—個月；入暗室，悶坐不給臥具且要減食，不得超過5晝夜。凡處罰囚犯時由醫官檢查，不準傷害身體。有逃走嫌疑者加戴鎖鐐，若越獄即行槍斃。這些處罰與老監獄的種種酷刑相比，無疑“文明”了許多。所以，天津習藝所內很難找到一些酷刑的刑具如老虎凳、夾棍等等。
不過，吳中躍向記者介紹了天津習藝所一件全國僅有的死刑刑具———絞架。別看這個絞架僅有1米來高，但執行死刑時卻顯出了極大的威力。行刑時，犯人的四肢被綁在絞架上，頭被拉起抵住絞架的上沿，然後用皮條勒住脖子，行刑的人從犯人背後用棍子將皮條擰成麻花，使犯人喘不過氣，然後給犯人套上席桶並貼上封條，轉天來檢查一下看犯人有沒有死去，如果沒死，就再緊幾扣，直到第三天才讓犯人死去。這樣的刑具在標榜文明的天津習藝所內，可謂是莫大的諷刺。
天津習藝所的創辦將命盜殺案的軍、遣、流、徒各罪犯收所習藝，不致再赭衣塞道流放邊疆塞外，“使拘執足啓悔心，執業足供所食，收犯皆有定所”，開創了清王朝獄政改良之先河。1904年7月31日《大公報》認爲，“遊情感知工藝，頑梗化爲善良，野無遊民，路不拾遺，皆以是爲始基矣”；《教育雜誌》刊文說：“中國數百年積弊，比其改良之起點乎!”應當說天津習藝所的開創是中國監獄史上的一次具有歷史意義的變革，標誌着中國監獄近代化的起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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