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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守惇老人(左)和陳乃裕老人故地重遊(大沽路133號院內)
王守惇老人至今仍收藏着當年的廣播稿
王守惇等人當年閱讀的進步報刊
從1月15日下午一直到轉天黎明，距天津解放不到4個小時，兩個年輕的聲音在全市上空迴響，穿透黑夜的寧靜，爲天津人民送上新生活的佳音……
兩張發黃的宣紙，寫滿了密密麻麻的毛筆字，醒目的標題，顯示出這兩張紙的珍貴和不同凡響。這兩張宣紙就是記載1949年1月15日天津解放時，中國人民解放軍平津前線司令部佈告《入城約法八章》的全部廣播稿，1月15日天津解放不到4個小時，所有的廣播電臺還沒有恢復播音，我黨兩位年輕的地下工作者，就是用這份廣播稿，向全市廣播我軍的入城政策。兩個年輕的聲音在全市上空迴響，穿透黑夜的寧靜，爲天津人民送上新生活的佳音。
如今，當年的兩位年輕人都已年過古稀，歲月的皺紋刻在臉上，平凡的外表、慈祥的面容、從容的舉止，給人的印象再普通不過。然而，就是這兩位老人，爲天津的解放播出了報喜的第一聲。
那天晚上八點多我抄完了全部廣播稿
這兩位老人一位是王守惇，一位是陳乃裕，就是他們反反覆覆廣播解放軍《入城約法八章》，在人們驚魂未定時，及時宣告了我軍政策，安定了民心。王守惇老人介紹，天津解放前，上級給他下達了抄錄解放軍《入城約法八章》的任務，以便向市民印發傳單和將來廣播之用。
1948年12月24日，城外解放軍的炮聲敲響了守城敵軍的喪鐘，城內守軍人心惶惶，一些百姓對即將到來的戰事也是忐忑不安。傍晚，王守惇邁着輕鬆的腳步走進家門(今南京路82號)，在外人眼中，這座氣派的公館是有錢人的住處，王守惇也像個養尊處優的公子哥，他背後的祕密只有幾個人知道。中午時分，工友將一封洋行信函交到王守惇手中，他知道，上級又佈置任務了。讀完信件，王守惇習慣地將它付之一炬，心裏盤算起如何儘快完成任務。
回到家的王守惇和父母打了聲招呼，轉身進了地下室，開始“練習”書法。寫了一會兒字，王守惇打開放在書桌一角的收音機，“漫無目的”地聽起音樂來，爲了緩解練字的疲勞，他在屋裏轉了幾圈，從門口處移過時，稍微放慢了腳步，不由自主地向門邊靠了靠。經過一番偵察，確認沒有人在外偷聽，王守惇快速將收音頻道移到一個特殊的位置，調小音量，很快一個甜美的聲音傳了出來：“這裏是新華廣播電臺，現在播報中國人民解放軍平津前線司令部佈告，《入城約法八章》。”隨着女播音員的唸白，王守惇飛快地記下每一個字，生怕遺漏任何細節。就在記錄時，心疼兒子的媽媽前來敲門了，王守惇趕忙調臺，然後若無其事地打開門，隨媽媽上樓吃飯。轉天傍晚，王守惇又來到哥哥王守忱的住處(今河南路60號)，“可巧”哥哥不在家。晚上8點多，等候多時的王守惇離開了。王守惇老人說，在哥哥家，他已將全部廣播稿記錄完了。
連夜趕印5000份我們把傳單送遍全市
王守惇剛一進家，就有人說話：“守惇，你去哪兒了？我們等你半天了。”原來是王左和鄒德文兩位同志來了。寒暄了幾句，幾位老同學跑進地下室“研習”起書法來。
王守惇老人從一個發舊的信封中拿出一張照片，指着上面的一部老式油印機說，那天晚上，我們三個人就用這部機器，趕印出5000份《入城約法八章》的傳單，現在這部機器我已捐給天津歷史博物館。天津解放前，油印機不是隨便擁有的，私藏油印機如果被發現，會被當做共產黨抓起來。
12月26日的天津城內到處兵荒馬亂，王守惇、陳乃裕、吳生三個年輕人騎着自行車行駛在大街上。陳乃裕和吳生是王守惇發展的民青(現共青團)成員，早晨一聽王守惇招呼，很快趕到接頭處。王守惇說，按照民青領導的佈置，我們要儘快把傳單投寄到天津城內的各個單位，一方面安撫普通的市民，一方面警告作惡的敵人。當時我們三個人各有分工，我負責攜帶裝着傳單的信件，陳乃裕負責將信件投入信箱，大個子吳生負責在後面掩護，如果我和陳乃裕被特務或警察發現，吳生就從後面騎車撞過去製造車禍，趁機掩護我們逃跑。就這樣，在幾天的時間，全市許多單位都收到了傳單，安撫了好人，震懾了敵人。
兩天後，“浙江中學”(現天津市郵電學校校址)校長王守鋼前來拜訪堂叔王簡勳(王守惇的父親)，見到在家無事可幹的王守惇，有意無意地問道：“這兩天有人給我寄共產黨的傳單，你看這事怎麼辦？”王守惇說：“我的身份當時雖然外人不瞭解，但比較近的親戚心裏都隱約猜到了一點，這位堂兄也是向我探探口氣。由於還沒有到公佈身份的時候，所以當時我就含糊地搪塞過去，只是告訴他共產黨不會冤枉好人，讓他不必擔心。”
冒險表明身份我把他嚇壞了
解放前夕，王守惇老人的祕密一直沒有對任何人提起，即使是他的上級，也不知道王守惇的這個祕密。“我是雙重地下黨，一方面受民青領導，一方面受華北局社會部(解放後成爲公安局一處)領導，但兩方面的工作我都要做，卻不能將這個身份讓另一方面知道，這就是紀律。”王守惇老人說。
民青交給王守惇的任務完成後，社會部的領導又給了王守惇新的指示：儘快掌握一座廣播電臺，準備天津解放後對全市廣播《入城約法八章》。此前，王守惇早在暗中物色好了目標，王守惇說：“現在湖北路27號的藝術研究所，當時是‘警備區司令部軍聲電臺’。雖然藍底白字噴漆的大牌子挺唬人，但通過調查，發現它不過是借敵司令部名義開辦的民營電臺，開辦電臺的聶賀元是個比較開明的商人，他的大兒子聶家駒負責電臺的技術，這一情況還是陳乃裕通過聶家駒的弟弟聶家驥打聽來的。我和陳乃裕一開始以找同學的名義到聶家，一來二去和聶賀元一家混熟了，即使電臺(佔用聶家車庫改建)也能隨便出入。”
摸清聶家情況後，王守惇準備發展聶家驥加入民青，突然上級發來預警暗號，要求他停止接近聶家，並通知王守惇，聶家駒有可能是國民黨三青團的成員。“得到這個消息，我嚇出一身冷汗。如果聶家駒真的是三青團成員，我們這條線上的人可就全部暴露了。好在過了一段時間，我們並沒有人暴露，也沒有發現可疑人盯梢，組織上這才放心。在接到通知後，我冒着暴露的危險找到聶家駒，向他表明了身份和來意，那一天是1月12日。”
已經停業好幾天的聶家駒見到小兄弟前來，開始還非常高興，當聽王守惇說完來意後，汗珠從額頭上淌了下來，手不停地哆嗦。王守惇說，“我的表態確實把他嚇壞了，那會兒正是決戰當頭，國民黨在市內大肆搜捕進步人士，在這個時候敢表明爲共產黨工作，被抓住肯定必死無疑。經過我一番開導，聶家駒終於同意到時候一定給我們提供方便，我這才離開。”
大沽路133號院內我們兩人播的入城佈告
1月15日下午，解放軍的部隊攻入天津城區，大範圍的戰鬥基本停止。突然，桌上的電話響了，在家中待命的王守惇一把抄起電話，“喂，是表弟嗎，我們的唱片找到了，可以播放。”簡短的幾句暗語，通知王守惇馬上用電臺廣播。沒有耽擱，王守惇用同樣的暗語通知了陳乃裕，不到10分鐘，兩個人同時到達了軍聲電臺。
就在王守惇、陳乃裕兩人認爲大功告成之際，原本一口應承的聶家駒卻吃起“後悔藥”，“我的電臺功率太小，廣播範圍不夠，你們看能不能換個電臺？”聶家駒問。聽完這句話，王守惇和陳乃裕氣壞了，都什麼時候了，你還臨陣變卦。不過兩人又一想，在戰鬥還沒最後結束的情況下，聶家駒怕國民黨兵回來報復，也不能怪他。於是問道：“你有什麼辦法，只要能儘快廣播出去就行。”
王守惇老人說，聶家駒實際上已經找好了廣播的地方，一個是“中行電臺”(現大沽路133號院內)，一個是“華聲電臺”(原建設路東方飯店店址)。最後，聶家駒打電話通知那兩個電臺留守的人，以三臺聯播的形式對全市廣播。“我和陳乃裕拿着廣播稿，跑到中行電臺，請那裏的留守師傅打開機器就開始廣播。當時，我用近似標準的北京話廣播，陳乃裕用廣東話廣播，中間還穿插播放《兄妹開荒》的唱片與廣東音樂。從15日下午一直到轉天黎明，我們倆反覆播送了《入城約法八章》，回到家之後，口乾得連話都說不出來了。當時廣播稿能夠及時播出，還有一個原因，那就是戰鬥期間，電臺所在的租界始終沒有停電，這也使得廣播能夠順利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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