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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近代中國歷史上，爲提高天津文化品位而做出巨大貢獻的學人、賢達和名宦者爲數不少，其中貢獻最大、影響最爲深遠者，當數著名的啓蒙思想家和教育家嚴復，毫不誇張地說，嚴復是提高近代天津文化品位的第一巨人。
早在1880年，年僅28歲的嚴復剛從英國留學回來不到一年，就奉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李鴻章之命，調至天津充任北洋水師學堂總教習(教務長)，1890年升任總辦(校長)，直至1900年八國聯軍進攻天津之前，爲了避難才無可奈何地移居上海，他在天津生活、培育新人和傳播西方進步學說長達20年之久。
嚴復的一生是輝煌的一生，他鍥而不捨地向西方追求真理以救國救民，併爲此而奮鬥終生。他是中外學者和政治家公認的近代中國的偉大啓蒙思想家、翻譯家和學貫中西的大學問家、教育家。他傾注畢生心血，殫精竭慮地翻譯西方人文社會科學的經典名著，以啓迪國人奮起救亡圖存。特別是甲午戰爭的失敗使他備受刺激，於是他奮起致力於譯著西方人文社會科學名著，以啓迪國人；把譯著西方名著作爲救國救民的武器。他一生翻譯了8部人文社會科學名著，被譽爲嚴譯八大名著。特別值得驕傲的是：嚴復最輝煌的年代是在天津度過的。他的八大名著中有六部是在天津脫稿，或在天津醞釀與動筆的：1895年譯出《天演論》，1897年開始翻譯《原富》，並於1900年脫稿，1899年開始翻譯穆勒的《羣己權界論》，次年脫稿；但因八國聯軍攻佔天津，此稿一度丟失。1900年春，他接受江南道員蒯光典的建議，開始翻譯穆勒的《名學》(名學即邏輯學，可惜僅譯出半部)。嚴復於1908年回到天津時，僅用兩個月的時間譯出《名學淺說》。這些名著在天津譯出，使天津成爲系統傳播西方進步學說與文化的基地，不但是天津的榮譽，還廣泛普及了天津的近代文化知識和理論，提高了天津近代文明的程度。
嚴復如此巨大的學術成就，在20世紀初期，甚至30年代以前，在中國和亞洲都是無與倫比的。這些名著的內容大都艱深難懂。連嚴復也很自信地說：“我譯出的很難翻譯的書，恐怕在我譯後的30年以內，是沒有人能譯出來的。”的確，嚴譯八大名著在當時博得中外學界和政治家的極高評價。就連康有爲也盛讚嚴復是“中國西學第一”。英國學者稱讚嚴復的譯著，在當時的東亞是無人可比的。
特別是嚴復在天津執教西學20年，維新運動期間還創辦了真正意義上的近代報紙《國聞報》，並系統介紹和傳播了西方有重大影響的政治學說名著，使天津成爲北方的傳播西學和造就近代人才的基地，大大提高了天津近代文化的品位。(陳振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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