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天國北伐軍進軍天津,並堅持鬥爭3個月,這在天津歷史上是罕見的,致使地方官紳驚呼“津門安穩日,四海起羣邪”。
面對這一形勢,清政府一面調遣大批軍隊圍剿堵截,一面加強對天津百姓的鎮壓。天津地方當局下令,“一切來往船隻,加意盤詰”、“如遇饑民到境,即資遣回籍”;地方官紳通過組織團練,並“令城關鋪戶居民,按戶各出一丁,協同兵勇晝夜巡防”,對天津百姓 加強控制和利用。但是,久受清政府統治、剝削和欺騙的天津地區百姓,仍然有的參加到太平軍戰鬥行列;有的爲太平軍充當嚮導、探聽情報;有的爲太平軍覓購物資;有的向太平軍供售食品,對這支農民起義軍表示同情和支持。
運送食物百姓提供生命線
當太平軍進入天津地區時,有人在城內準備響應。清政府視這些人爲“漢奸”,嚴厲鎮壓。1853年10月28日至30日,地方當局曾“拿漢奸十餘名,在城隍廟殺之”。“賊之漢奸隱伏於津邑不少。二十八日,捉一放火之女奸細,又在北倉捉一放火之小禿子”。
太平軍在靜海、獨流據守階段,天津地區百姓不顧清軍嚴密封鎖,冒險向太平軍提供食物。當時清政府的報告,“靜海西邊,有人運賣糧草豬雞等物”;附近地區百姓售賣食物,“亦準保其必無”、“有大膽無知愚民,暗繞到賊營,賣菜賣點心者”經常出現。當太平軍撤出時,“尚存恩立齋細果子若干”。有一位名叫劉永的天津人,曾多次在天津城內,與十數家鋪戶聯繫,購買各種食物,暗中輸送到靜海、獨流的太平軍營中。
腰圍硝磺白髮老漢當採辦
太平軍戰鬥需要的火藥缺乏,一位熟悉情況的太平軍新戰士、59歲的漢溝人石寶山,經聯繫與另一位天津人王平一起,到北倉老爺廟後頭,一個叫呂大的家中,買了價值7吊錢的硝磺。3天后,他又帶領5名太平軍戰士潛出,買了20多吊錢硝磺,各用細口袋圍在腰裏運回獨流木城。另一位太平軍戰士、天津人邢海山隨太平軍進入楊柳青,同“財主”進行過堅決的鬥爭。他曾祕密進入天津、北京偵察敵情,後在北京不幸被捕,英勇犧牲。當時,太平軍派出許多人,改扮各種身份,“混跡往來,探聽軍情”,說明太平軍是在周圍地區羣衆的掩護支持下,進行活動的。
天津地區百姓支援太平軍,是因爲太平軍還嚴格執行紀律,在獨流,有“犯淫條者殺之,手拖首級以徇衆焉”。正是如此,太平軍能夠在清政府統治較嚴密、反動宣傳較厲害的天津地區,得到百姓的信任和支援,這也是太平軍在靜海、獨流能堅持長時間鬥爭的重要原因。自發鬥爭天津百姓援北伐
太平軍在天津地區同清軍長時期的武裝對壘,激勵着周圍地區百姓的自發鬥爭。而百姓打擊清政府封建統治的鬥爭,也是對太平軍的有力支援。在青縣、滄州、交河、鹽山、文安、霸縣、通州等地,便屢有鬥爭事件發生。
在清政府官員的奏報、稟帖中,對百姓的反抗誣爲“土匪”、“梟匪”、“奸民”、“盜賊”,其實他們鬥爭的主要對象是殷實之家的地主豪紳、控制鹽店的封建官府。在天津地區,據1854年1月24日直隸總督桂良奏報,天津、河間二府,“自逆匪入直以來,非特蹂躪之區,土匪乘機肆搶,其附近地方亦有奸民聞風攘奪”。在寧河,“粵匪犯津,海防吃緊”,“嗣大股果匪塘兒沽一帶肆掠”。就是僧格林沁大營所在地王慶坨,也發生張永等人“聚衆持械”、強分富家糧食的事件,僧格林沁上奏講,這是由於“逆氛逼近之區,無賴之徒未免心萌乘機妄爲之念”。他不得不分出兵勇去追拿鎮壓。由此也可見太平軍和天津地區百姓的鬥爭常使清軍首尾難以相顧。
雖然這些自發鬥爭沒有明確的政治目標,太平軍又處在堅守防禦的被動地位,難以進行組織和聯絡,沒能形成一股共同力量。但他們衝擊着封建統治秩序,分散着清政府的兵力,起到了與太平軍互相鼓舞、互相支援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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