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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衛志載：“崇禎十七年，人染異病，十喪八九，親友不敢相吊，俗傳爲探頭病。”青報記者遍訪史家，探源——
探頭病 天津最早的疫情
據史料記載，天津在明末就曾經發生大規模瘟疫，這種被稱爲“探頭病”的傳染病主要通過飛沫傳播，清天津衛志中記載——“探頭病爲一探頭即染病而死也”。專家分析，當時的探頭病傳染性極強，而且應該是一種呼吸道傳染性疾病。
由此可見，人類和瘟疫的鬥爭從來也沒有停止過。
1644年流行“探頭病”
“崇禎十七年，人染異病，十喪八九，親友不敢相吊，俗傳爲探頭病。”上引自清(康熙)天津衛志四卷(四)卷三災疫。
據知名史學家、南開大學歷史研究所所長南炳文教授瞭解，這是史書中，天津建衛以來最早的瘟疫記載。南教授告訴記者，天津1404年建衛，由於衆多歷史原因，建衛前期史料罕缺，許多當時民情、社會、經濟記載幾近空白，而這次瘟疫的記載卻反映了一些史實。
對瘟疫的記載並不鮮見，我國曆史上也曾多次發生大疫。而此次發生在天津的瘟疫卻異常厲害。在清天津衛志中清楚的記着——“探頭病爲一探頭即染病而死也”。
“探頭病”也是呼吸道傳染病
對於瘟疫，史料文獻中有記載說：一戶人家剛剛有人因瘟疫死亡，入夜，兩個賊入門盜竊。進屋後，一人在樑上，一人在樑下，等樑上的賊看完地形，再喊樑下的賊時，樑下的賊已經斷氣。曹樹基教授認爲，這個記載雖然有些言過其實，但反映了當時探頭病等瘟疫的傳染性之強。
“探頭病，一探頭就倒地而死。”這究竟是什麼樣的疾病呢？
“它肯定是傳染性極強的呼吸道傳染性疾病。”天津中醫學院中醫系主任劉公望教授認爲。
根據劉教授分析，古人在很早的時期就對傳染病有一定的認識了，不過古代沒有傳染病這個名稱，而叫做疫氣、癘氣、天行、時氣、鬼注等，很多的是根據其病發症狀而得名的，例如，探頭病、大頭瘟等。
劉教授說，一般來說，相對於普通疾病，傳染病有以下幾個特點：首先，它們從一個受感染的人迅速傳到周圍健康的人，結果使得許多人在很短時間內被感染。其次，它們都是急性病，在很短時間內，患者要麼不治而亡，要麼康復。
而根據探頭病的病發狀況，可以肯定它就是傳染性疾病，並且通過飛沫等在空氣中傳播。“從這些病發症狀來看，探頭病和現在的非典有些相似。”據統計，明代276年間發生了傳染病大流行64次，而清代266年間發生了74次，可見傳染病流行之頻繁。然而歷史上瘟疫肆虐的流行期，也是戰勝瘟疫的中醫著作出現的高峯期。
人染疾病十喪八九
“一人染疫，傳及闔家，兩月喪亡，至今轉熾，城外遍地皆然，而城中尤甚，以致棺蒿充途，哀號滿路，一片悲慘悽惶。”
一份清代檔案記載說：“上天降災，瘟疫流行，自八月至今(九月十五日)，傳染至盛。有一二日亡者，有朝染夕亡者，日每不下數百人，甚有全家全亡不留一人者，排門逐戶，無一保全。”從此文記載中，可窺見瘟疫對當時天津衛人口的毀滅性打擊。
史料記載：人染疾病，十喪八九。那麼當時天津衛因此病死了多少人，史料中未有記載。對此，曹樹基教授認爲，當時天津至少有5萬至10萬人因此病死亡，而這個比例約佔當時天津衛人口的一半。
曹樹基，著名史學家，現任復旦大學地理和歷史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導師。他對中國社會史及近代人口頗有研究，並有多本著作。研究並發表《明代後期華北地區瘟疫》。作爲最早研究明清時期瘟疫的學者，曹教授頗有發言權。由於相關史料中，並沒有明確記載當時人口數量，因此對於瘟疫對人口數量影響在學術界尚有爭論，而佔主流的是曹樹基教授的研究。
曹教授依據大量的歷史資料指出，因爲當時的太倉、通州人口有史料記載，由於天津衛當時與以上兩地區類似，根據此推算，當時天津城市人口大約在10萬至20萬之間。
雖然當時史料記載：人染異病，十喪八九，但並不能因此判定當時死亡人數。按照漢語語言習慣，這句話的引申涵義有兩個：一種解釋是，在發病疫區內，人口十有八九死亡，這個比例並不包括非疫區的人口；另外一種解釋就是，十喪八九是指得了此病的人十有八九會死亡。對此，曹教授分析，根據當時華北瘟疫情況以及醫療水平等，此次瘟疫會造成一半人口死亡，也就是說有5萬至10萬人死於此次瘟疫。
戰亂災疫結伴來
從時間上分析，當時天津所發生的探頭病也恰逢明代崇禎十七年。崇禎年間明朝氣數已盡，而崇禎十七年即1644年，更是個多事之秋。華北地區乃至全國發生大面積瘟疫，同時清朝鐵蹄入關。另外，農民起義軍也從山西往全國進發。
曹教授分析認爲，明代後期至末年，中國進入一個異常乾旱的時期，從萬曆帝到崇禎帝的半個多世紀內，中國多次發生特大旱災。特大旱災本身既是生態環境惡化的結果，同時也進一步惡化了生態環境。萬曆和崇禎年間北方又兩次發生持續數年的瘟疫大流行。崇禎十六年至十七年北京發生的瘟疫，使全城人口的死亡率超過40%。
史料記載，明朝天津巡撫駱養性將天津的鼠疫流行歸結爲李自成部隊的活動，他說：“斯民甫遭闖逆蹂躪之後，孑遺幾何，寧再堪此災疹也耶？”
這是對1644年天津流行探頭病的史料解答之一。但對於這個史料的記載也存在爭議，曹樹基教授認爲既然是李自成的大軍帶來的，那麼文獻中爲何不見李自成部隊大批非戰鬥減員的記載？
曹樹基認爲，明末崇禎年間的災荒和瘟疫大流行，對明王朝的經濟秩序和社會秩序造成了毀滅性打擊。災荒不但造成國力匱乏、人口死亡，而且直接導致了社會動亂和農民起義。瘟疫造成人口銳減，無法徵兵，社會生產力暴跌；社會動亂和農民起義不但動搖了明王朝的統治秩序，而且加快了瘟疫的流行，尤其在城市的流行。這樣就形成了一個瘟疫蔓延的鏈條。
根據歷史發展規律，大規模戰爭之後必有瘟疫，這是飽受戰亂之苦的勞動人民都曉得的常識。據此分析，探頭病應該是戰亂紛紛的大軍流動作戰的產物。
明代就有隔離措施
因年代久遠，對探頭病等瘟疫的防治措施並沒有史料記載。曹樹基教授認爲，根據他的研究，古代人們防疫無非是兩種方式，一種是逃亡，即從城市逃到鄉村；另外一種方式就是現在仍然採用的隔離措施了。
據瞭解，隔離措施在中國的出現已經有幾千年的歷史。早在《晉書》記載“朝臣家有時疫，染疫三人以上者，身雖無疾，百日不得入宮。”到了15世紀，就有規定外來船舶需在海港停留40天，進行檢疫。
一些專家分析，受當時醫療水平所限，明末天津衛民間郎中並不多，並且當時對傳染病了解尚淺。大規模流行性疾病爆發後，人們最初會無所防備，當發現身邊的人染病爆斃，便由懵懵無知變得恐懼，在發現醫治無效時，便開始了逃疫之路。
而另一方面，當人們認識到傳染病爆發後，就開始採取措施，對病人實施隔離。曹教授分析說，當時的隔離可以分爲不到疫區的自我隔離和到疫區後的強制性隔離。按照史料記載：親友不能相吊，也就是說當發現傳染病例死亡後，其親友不能弔喪；如果有人不知道是傳染病，還去探望的，回來後一般會被村裏百姓隔離。先將此人關到村外寺廟或者空房中，不允許其進村子，然後有人專門送飯。
除了隔離以外，民間採取的措施只有消極的迷信做法了。一般人不懂得疫病流行的道理，以爲鬼神在作怪，便畫符來避免，這些在史料中有所記載。
現在看來，當發生大規模傳染病時，政府的行爲尤其重要。那麼當時的明朝朝廷有何舉動呢？曹教授分析說，瘟疫或者其他災害發生後，當時明朝廷無非就是開倉賑濟老百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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