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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河上的縴夫
1931年中央銀行天津分行開業
勸業場
在紀念天津建城600週年的時候，弄清楚天津文化的主脈意義深遠。這裏談一點十分粗淺的看法，以引起學界和廣大市民的關注。如果能進一步展開討論，則欣慰之至。
從文化生態學的角度去看問題，自然環境、人的素質、社會經濟和社會結構是左右文化風貌的四要素。此外，原生文化一旦形成之後，會持久地對再生文化產生無法抹去的輻射和制約。一定的原生文化同樣會對新文化的走向發生這樣那樣的影響。這五種因素不協調的相互衝擊和融合，孕育出色彩斑斕、特色鮮明的民族文化或區域文化。就自然環境來講，天津在主體上是一塊長期由河流淤積的沿海平原，水是其生命的原動力。習慣上稱天津是“九河下梢”，瀕臨渤海，爲河海相間的一塊寶地，是頗有見地的。而貫穿天津的海河，將北運河、南運河、子牙河、大清河、永定河與滔滔渤海溝通起來，直接影響着天津的風土人情，將海河視爲天津的母親河是再恰當不過了。從某種意義上講，天津是地地道道的“水文化”，“水”是理解天津文化的第一個關鍵詞。反映水“意志”的天后宮在天津600年間香火鼎盛，說到底是水文化在持久地發揮作用。有了水，就爲天津大都市的崛起奠定下了根基。從現代都市發展的軌跡來看，水是它們的生命線，當今世界名城十之八九都是臨海或臨河而居。“水文化”的流動性催生了現代都市的開放性、包容性和多元性。天津從有村落開始，就藉助與水密切相關的“魚鹽之利”緩慢發展。當隋煬帝開通大運河之後，天津又和黃河、長江水系相連，南糧北運以及天津鹽業的進一步發展，使天津成了北方無可替代的重要的河海交織的航運碼頭，隨之而來的是運輸業、貿易業、商業的蒸蒸日上。明末清初，天津的重要地位漸漸浮出了水面，1404年設天津衛，1725年昇天津州，後又改天津府。而在此生活的居民多數是移民，論其來源，一爲設衛後的軍隊移民，以安徽籍最多；二爲各地的商賈小販，河北、山東、廣東、浙江居多。總之是南北東西雜居，五湖四海相聚，真正的天津土著民則少得可憐。1850年的人口統計資料顯示，那時的天津土著民僅佔百分之二強。移民向來靠真本事吃飯，在碼頭生活，競爭尤其激烈，沒有兩下子是很難立足的。由此推論，就天津的人口素質來講，應該是相當有水平的。加之，那些雲集天津的商人、手工業者、藝人、軍官、政客等，頗重視子女教育，天津人受教育的程度一向走在全國前列。
天津人的自豪、驕傲是有歷史淵源的。人口素質的提升必然會引發經濟的發展和社會的繁榮。清代中葉，單純的碼頭運輸逐漸向商業都市攀升，天津的商貿、手工業、製造業、餐飲業、文化藝術業等都形成一定規模，並對華北、東北等地有較多的輻射力，商業都市的功能漸漸顯現出來，天津衛在全國的知名度也越來越大，幾乎要和古都北京齊名。就當時天津的社會經濟和社會結構來看，雖然無法跳出封建主義的框架，但畢竟與那些由政治因素或傳統的封建經濟因素緩慢發展起來的舊都市有較大的不同。碼頭文化的流動性，賦予天津人更多的開放性和兼容性；碼頭文化的競爭性，賦予天津人更多的危機意識和較強的求生意志；碼頭文化的多元特徵，則賦予天津人更多的自由精神和適應能力。總而言之，當走向現代的機遇來臨的時候，碼頭文化較一般意義上的傳統的封建文化轉換起來要容易得多。天津在近代能成爲中國現代都市的排頭兵，和原來的歷史積澱關係甚深。
中國的走向現代和歐美那些原發性的國家有本質的不同，其是像馬克思在《共產黨宣言》中所描述的那樣以殖民地或半殖民地的形式被迫進入世界資本主義體系的，是在血與火的洗禮當中蒙受了巨大的苦難才走出中世紀而具有現代因子的，也就是說，是一個在外力壓迫下才發生現代變化的後發性的國家。天津首當其衝，接受了這種錯綜複雜的歷史的挑戰。早在1840年的第一次鴉片戰爭時期，英國殖民主義者就利用天津河海相通的交通便利和作爲北京門戶的極其重要的戰略地位，陳兵大沽口外，威懾清廷；20年後的1860年，又強迫清政府將天津開爲通商口岸。從此，天津進入了一個特殊的發展時期：一方面，西方殖民主義者涌入天津，壓迫民衆，攫取財富，使天津向下沉淪；另一方面，西方文化大量傳播，在客觀上使傳統的碼頭文化發生分解和變異，艱難地向現代都市轉換，又向上演進。這種理解起來十分困難的二律背反定律，支配着天津文化的現代轉型。當19世紀80年代前後天津成爲全國洋務運動中心的時候，天津通過移植西方的軍事工業和民用工業，建立現代的軍工廠、船塢、鐵路、輪船、電報、電話、郵政、洋學堂，特別是對外貿易的迅速擴展，進一步與海內外相溝通，爲天津成爲現代化的大都市奠定了基礎。那時的現代人才和各種名人接踵而來，早期留美歸來的90多名留美生，近一半駐足津門；嚴復1880年來天津後一住就是20年。天津產生了中國第一所大學，最早的幾所現代醫院和醫學堂，最早的一批電報和電話，最早的郵票和郵局，最早的自來水公司等等。
20世紀的頭30年，天津的工商業又有進一步發展，解放路兩旁林立的大銀行，左右着華北、東北乃至全國的經濟命脈，作爲一箇中國式的現代大都市，天津數一數二。現代都市文化的特徵也十分明顯：一是現代工商業者羣體的逐步擴大，成爲左右天津經濟命脈的核心，天津商會等幾十個代表工商業者經濟和政治利益組織的涌現，不僅顯示了其強大的實力，也爲天津工商業的進一步現代化提供了一個良好的平臺。二是具有現代意義的廣大市民階層的涌現，爲天津現代都市文化奠定了根基，天津市民那種較強烈的競爭意識、較開放的生活理念和較自由的價值追求、較規範的社會交往和社會組織，都直接推進了都市文化的現代水平。從一定意義上講，市民的素質決定着一個城市的文化特性。三是形成了具有一定規模的知識結構新穎和思想比較活躍的新知識羣體，這就爲天津現代都市文化提供了最值得驕傲的活水源頭。因爲知識分子是現代都市的“大腦”，只有“現代的大腦”纔會創造現代的精神文化。活躍在天津的南開大學、北洋大學等名牌大學和一批具有全國影響的中學和專科學校以及具有海內外廣泛影響力的報紙雜誌，如《大公報》、《益世報》等，不僅聚集了一批有競爭力的專業人才，而且大大提高了天津的文化水準和知名度。中國第一個籃球隊首先出現在天津，由天津的張伯苓最早提出申辦奧運會，都是天津活躍的現代都市文化的具體反映。平心而論，在20世紀二三十年代，天津現代都市文化的格局已經完全形成併爲世人所公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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