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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多數人心目中，話劇是李叔同的春柳社，是周恩來的男扮女裝，是曹禺的繁漪、陳白露,是曹禺改編《家》中的鳴鳳、梅表姐。這些在中國話劇史上青史留名的人，都出自天津，出自這個北方的話劇中心。今年正是《雷雨》問世70週年，1934年，曹禺以天津的一個家庭爲原型，完成了這部醞釀於南開中學的傳世之作。
1934年12月，南開中學的瑞庭禮堂，2000餘座位座無虛席，這一年，12歲的李世瑜老先生就在其中，這一年他首次觀看了曹禺主演的《財狂》，此後不久又有幸看到了曹禺詮釋的魯貴。
南開校慶三十年 曹禺上演慳吝人
對於南開中學的學生來說，話劇就是他們生活中的一部分。從1909年張伯苓先生自編、自導、自演的《用非所學》第一次公演，到每值南開學校週年紀念日即公演新劇，南開的學子們對話劇的熱愛無法言表。
1934年，適逢南開中學30年校慶、校長張伯苓60歲大壽，這一年，改編自莫里哀《慳吝人》的《財狂》於12月7日、8日在南開中學瑞庭禮堂公演。12月15日，南開校友會爲天津市冬季賑濟和救助貧苦兒童，特請《財狂》劇組再次演出，鄭振鐸、靳以特地從北平趕來觀看演出。
曹禺以高度的創造性，把這個劇本中國化了，對於南開中學的學生來說，話劇就是他們生活中的一部分。從1909年張伯苓先生自編、自導、自演的《用非所學》第一次公演，到每值南開學校週年紀念日即公演新劇，南開的學子們對話劇的熱愛無法言表。
“那時，爲賑濟舉行了一個‘三六捐款’，所捐款項必須是3元6元、30元60元、300元600元……以此遞增。捐款之後，便演出《財狂》。”
在李世瑜老先生的記憶中，燈光一亮，便看到了一個被慳吝附了體的人，舞臺上的曹禺，已經把他的整個自我投入了韓伯康(阿巴公)的靈魂之中，一個乾癟的老頭，手拿着雞毛撣，在臺上狂叫着：“我的錢！我的錢！”一聲低濁的噓喘，一個尖銳的哼，一陣恐怖的骷髏的笑，這一切都來得那麼和諧，當他睜大眼睛說“拉咱們的馬車”時，落在人們心中的卻只是一種驕矜，一種鄙陋的情緒。失財以後那段著名的“有賊呀”的獨白，將那悲喜交集的情緒都傳染到觀衆的整個感官。
《財狂》好評如潮涌 《雷雨》公演第一遭
據瞭解，爲配合這次《財狂》公演，天津的《大公報》“藝術週刊”，於12月7日刊出《〈財狂〉公演特刊》，其中有宋山的《關於莫里哀》、李健吾的《L'Arae的第四幕第四場》、常風的《莫里哀全集》。《益世報》也陸續發表章，有《〈財狂〉演員介紹———萬家寶》、水波的《〈財狂〉的演出》、伯克的《〈財狂〉評》、嵐嵐的《看了〈財狂〉之後》等。
曹禺到《財狂》演出時，已進入他戲劇表演的峯巔狀態。據當時的報紙報道，此次演出“觀衆甚爲擁擠，演畢甚受社會人士之好評”，“觀衆亦甚爲踊躍，籌款成績甚佳”。
1934年8月17日、18日，孤鬆劇團在天津師範學院禮堂正式公演了《雷雨》，這是國內第一次公演《雷雨》。
李世瑜老先生說，曹禺的個子長得不高，似乎不太爲人所注意。但正是這個沉默內斂的人在舞臺上展現了無與倫比的光彩，他的表演天才在每一個角色中淋漓盡致地顯現出來。無論是視財如命的吝嗇鬼還是出身低微卻趨炎附勢的惡奴，曹禺以他富有魅力的表演，征服了每一位觀衆。
南開園裏“九先生”
在南開中學裏，有一位“九先生”，他是中國話劇史上不能不提的一個人。他叫張彭春，張伯苓的胞弟，排行老九。在曹禺的第一部劇作《雷雨》問世時，他就在《雷雨·序》中說：“我將這本戲獻給我的導師張彭春先生，他是第一個啓發我接近戲劇的人。”
上個世紀30年代，張彭春還有一個外號———“生雞子兒”，是學生們私底下取的。那時，張彭春剛從美國考察教育回來，向學生們提出一定要多吃生雞蛋，他認爲美國學生的體質之所以強健就與此有關，全校學生大會上他不忘多次“高呼”：“記住！一定要多吃生雞子兒！”此後，學生們除了叫他“九先生”之外，還偷偷喊他“生雞子兒”。而正是這位“生雞子兒”成爲了中國現代新劇的先行者，爲話劇傾盡了畢生精力。
天津市戲劇家協會主席高長德告訴記者，張彭春是第一個到國外學習歐美現代戲劇技術，並且在回國之後立即運用所學促進中國現代話劇發展的中國人。這位就讀於克拉克大學和哥倫比亞大學、獲教育碩士和哲學碩士學位的人，卻將戲劇創作的新觀念，導演、表演的新方法和自己創作的劇本帶回了國內。
1916年他回國後，南開學校校刊也報道說：“先生於此道久有研究，且極熱心，從此吾校新劇前途，自必更放異彩。”
1916年10月，南開新劇團公演了他在美國創作的《醒》和由他導演的《一念差》。在其後20年間，張彭春在斷斷續續地協助其兄張伯苓主持南開學校校務的同時，編譯名劇多種，並自任導演，精心組織師生演出。所演各劇，成績斐然。像易卜生的《傀儡家庭》(又名《娜拉》)、《國民公敵》、《爭強》、《財狂》等，均獲好評。由他主持改編、導演的《新村正》，在京津兩地演出影響很大。南開新劇團成員周恩來、萬家寶(曹禺)等均系張彭春的學生。
天津話劇 南開始
嚴範孫、張伯苓等都倡導話劇運動，繼1909年的《用非所學》之後，1910年演出《箴膏起廢》，1911年演出《影》，1912年演出《華娥傳》，1913年演出《新少年》。
1914年，南開學校10週年紀念，演出《恩怨緣》一劇，大得社會好評，聲譽大振，遂由師生合作正式成立南開新劇團。時之周爲團長，周恩來爲佈景部長。1915年公演《一元錢》，又受到社會人士的稱讚，南開新劇的名聲更大了。1916年，張伯苓的胞弟張彭春從美國留學歸來，因他對戲劇的愛好，遂加入新劇團，並被推選爲副團長。本年公演了張彭春創作的《醒》和《一念差》。1917年演出滑稽戲《天作之合》。1918年公演張彭春創作的《新村正》，此劇在京津兩地均有演出，影響頗大。胡適當時就說：“天津的南開學校，有一個很好的新劇團，他們編的戲，如《一元錢》、《一念差》之類，都是‘過渡戲’的一類；新編的一本《新村正》，頗有新劇的味道，他們那邊有幾位會員做戲的功夫很高明，表情、說白都很好。佈景也極講究。他們有了七八年的設備，加上七八年的經驗，故能有極滿意的效果。以我個人所知，這個新劇團要算頂好的了。”胡適對南開新劇團的評價，並不過譽。如果說，把春柳社等作爲南方新劇運動的代表，那麼，南開新劇團則是北方新劇運動之翹楚。
《新村正》打破團圓主義
《新村正》寫於1917年，1918年10月在天津公演，同年12月發表於《英文季報》上，仍然是以英漢語對照刊出。1919年5月，又刊登在《春柳》雜誌上。這個劇本的發表和演出，不但在南開新劇史上有里程碑的意義，即使在中國話劇史上，也是一部具有歷史意義的劇作。
據高長德介紹，《新村正》寫的是辛亥革命成功後，發生在中國農村的一段故事。惡霸地主吳紳，欺壓百姓，無惡不作。革命成功後，他本該受到懲處，但是，他非但沒有得到應有的制裁，反而當上了“新村正”，有些像後來魯迅寫的《阿Q正傳》中的人物，那時舊時官僚又“鹹與維新”了。此劇主題比較深刻，它不僅揭示了帝國主義勢力在農村與豪紳相勾結，造成農民的貧困破產，並揭示了辛亥革命的不徹底性。同時，它還反映了農民起而抗爭的必然性，暗示出鬥爭力量壯大及其光明前景。
在京津一帶上演後，魯迅、周作人、胡適等都看過演出，陳大悲、宋春舫等人撰文評論，給予很高評價。《新青年》、《晨報》、《每週評論》、《新潮》、《春柳》、《新民意報》等都發表劇評和報道。宋春舫說：“我今天看了這本《新村正》，覺得非常滿意。《新村正》的好處，就在打破這個團圓主義。那個萬惡不赦的吳紳，憑他的陰謀，居然成了新村正。不但如此，人家還要送‘萬民傘’給他。那個初出茅廬、乳臭未乾的李壯圖，雖有一腔熱血，只能在旁邊握拳頓足，看他去耀武揚威呢。這樣一做，可把吾國數千年來‘善有善報，惡有惡報’的兩句迷信話打破了。”
津門《日出》下《雷雨》
在天津出生，天津成長的曹禺，將他所經歷，所看到的一切都融入了《雷雨》和《日出》之中，“這兩個戲的故事情節都是我天天聽得見、看得到的親戚、朋友、社會上的事”。那英租界古老的洋房，那地道外骯髒的貧民區。“可以說，到處都有天津的影子。”高長德說，《日出》就更加明顯了，渤海大樓、惠中飯店、南市、勸業場……
惠中飯店坐落在綠牌和黃牌電車道交叉的十字路口上，斜對面便是勸業場。在惠中飯店一間寬敞的房間裏，對面牆壁上是一片長方形的窗子，窗外緊緊壓貼着一所所樓房。除了清晨，太陽照進來，整天是不會有一線自然光亮的。曹禺間或到這裏來，和朋友們談戲聊天，偶爾也住在這裏。這裏，他曾看見像陳白露那樣的交際花，連飯店的老闆對這樣的交際花也是另眼看待的，靠着她們來招徠“大人物”。據說，有一個交際花，因爲她的靠山破產無法還債而服毒自殺了。
《日出》中的砸夯，是天津老地道的事物，那時蓋房子、打地基，沒有機器，一塊大鐵餅，分四個方向繫繩，由四個人用力舉起，然後砸下，一面勞動，一面唱。節奏感很強，唱起來也有勁。他們唱的是一段段故事，也有即興打趣的內容，有領唱。曹禺一看就是兩三個小時，寫在日出裏的夯歌，是他自己編的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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