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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8年的南市街
《天津通志》載：“1902年5月14日，都統衙門將南門外一地段準給新設的大廣公司墊地蓋房，減直出租……”這就是“南市”。但是，它最早出現的時候，天津衛的老少爺們都叫它“三不管”……
一個“三不管”名字倆說法
常聽老人們說：“這‘三不管’啊，時間長了，沒有人知道這個稱呼的來歷了。但就像很多知名的地方一樣，留下了種種傳說。關於這個名字的來源，一種說法是：亂葬崗子(隨便埋死人)沒人管、打架鬥毆沒人管、坑蒙拐騙沒人管；另一種說法是：這塊大窪在天津城區以南，法、日租界的西北，三地對這塊租界地發生的案件都推諉不管，因而叫‘三不管’。”
據史料記載，在1900年義和團運動以前，天津的繁華區在馬頭(北大關)一帶，所以清代人的詩文中就有“繁華要數估衣街，宮南宮北市亦佳”的說法。侯家後一帶，茶樓、戲院、酒館、飯莊、澡堂、妓院密集，是當時天津的遊樂場所，被稱爲“銷金鍋子”。1900年，八國聯軍與義和團作戰，宮南北大街、估衣街一帶，成了一片焦土，城牆也被拆毀。天津海河兩岸的外國租界地，竟達到了八個。大關河沿、侯家後、北門外的繁榮景象一去不復返，一落千丈。
王仁安的《天津政俗沿革記》上說：“南門外一望荒涼，向多積水。自庚子(1900)後，外人租借地逼至東南(城)角及海河東岸，歌樓酒肆，叢錯其間。”當時，在“東興市場”原址附近那片窪地(約百餘畝)，就逐漸形成了低俗露天遊樂場所。包括在大窪裏“撂地”的，有賣大力丸和假藥、賣“折籮”(飯館剩菜剩飯)小吃的、剃頭打辮子的、拉洋片的、擺茶攤的，等等。在“撂檔子”當中，首推四大生意，行話叫：“金、批、彩、掛”，依次就是“相面”(算卦)、說書(唱戲)、戲法(魔術)、打把式(賣藝)的。這些生意最早是在鹽運衙門對岸，相當於現在估衣街東口(文化街西口對面)那片空地上，以後延續到北大關以東的南運河南岸。義和團運動失敗後，就都挪到大窪來了。隨着天津整個市區的繁榮發展，“三不管”的範圍日益擴大，後來就成了“南市”。
日擴租界地催生“三不管”
據天津市社會科學院研究員劉海巖介紹，南市的出現與日租界的擴張有關。
20世紀初，該地區的大部分還被水坑所覆蓋着，本地人稱其爲“城南窪”。1900年，野心勃勃的日本人藉着軍事佔領天津之勢，強行把租界擴大到天津城的南城牆根，也將城南窪劃入擴展界內。由於清政府和列強的反對，日本政府不得不在1903年與清政府簽訂了《天津日本租界推廣條約》，將該地區有條件地退還給中國政府，主要條件就是日本政府保留將來重新將整個地區劃入租界的權利。
就是這項保留條件使該地出現了政治管轄的真空。儘管當時日本駐津領事已經照會中國地方政府，將該地區的“一切行政警察之權，退還中國政府自治”，但是無論清末還是民國時期，天津地方政府從沒有對該地區實施任何有效的管理，使這片地區成爲“失控地區”，天津人形象地稱之爲“三不管”。對“三不管”含義的不同解釋告訴我們，正是清末政治的動盪以及城市行政管理權的分裂，才使得在政治夾縫地帶生成這種特殊的區域。
劉海巖告訴記者：“儘管民國時期該地區已經派駐警察實施管理，儘管也有了‘南市’這樣一個正式名稱，但是該地區已經形成‘失控’的邊緣區，在口頭上人們仍稱其爲‘三不管’。而且，在民間的話語系統中，‘三不管’成了對城市邊緣區的一種形象的稱謂。”
夾縫少干預露天娛樂場
南市由於地處老城區和租界的交界處，交通又比較便利，從而成爲城市主流社會所排斥的各種因素的彙集地。民國初年，越來越多的清朝貴族、軍閥、官僚聚居租界。但是，租界內適合他們的商業、娛樂行業的缺乏以及租界法規的限制，使得他們只能到租界以外尋求享樂的空間。地處兩界夾縫，中外當局都無法干預的南市，正是他們的首選之地。民國初年，這裏又成了遺老遺少和軍閥投資的熱點。以飯店、戲院、澡堂爲主的商業、娛樂業建築大量出現，使得南市成了華人上層娛樂、社交的中心。他們大都居住在租界或老城區，南市成了他們享樂、揮霍的地方。
劉海巖告訴記者，20世紀20年代末，隨着寓公時代的完結和法租界勸業場商業中心的形成，南市的許多大飯莊等日益蕭條。然而，位於南市中心，作爲大衆商業文化中心的露天娛樂場仍然保持着繁榮，只是隨着建築物的增多，其面積越來越小。到了上世紀30年代，這裏被就稱作“老三不管”了。
逛過“三不管”才識天津味
南市地方不算大，卻是三教九流、“耍巴人兒”活躍的地方。原來侯家後有什麼，這裏就有什麼。到了上世紀20年代，“三不管”似乎成爲天津的下層商業和大衆文化的中心。有人評論說，就發展速度而言，“三不管”可稱華北第一，它成爲天津最大的平民娛樂場和江湖藝人的根據地，凡是到過天津的人都知道有個“三不管”。甚至可以這樣說，沒有逛過“三不管”的人，等於沒有到過天津；只有逛過三不管，纔算是真正領略了當時大部分天津人的生活品位。
遊客大多是平民 娛樂休閒種類雜
南市集中了天津的茶園、戲院、飯館、旅店、鞋帽服裝、糕點糖果、大煙館等等店鋪，而東興市場附近(原大窪)仍然保存了“三不管”的原貌，是江湖藝人“撂檔子”的地方，像練武場(如“霸州李”，即武林名師李文貞一家)、摔跤場、大力丸(如高大楞)、打彈弓和說書清唱的，應有盡有。
“三不管”地處城市中心，又有電車從附近通過，每天流動人口的數量相當大，尤其是在城市裏謀生的“單身漢”和慕名而來的外地人，成爲主要的光顧者。那裏的地攤商業主要服務對象就是社會下層，擺列着破爛褲褂的估衣攤子、售賣各種日用小物品的雜貨攤、剃頭的挑子、賣野藥者、“拔牙”的野醫、耍把勢賣“大力丸”的，可謂三步一攤，五步一桌。
又說又練賣藥丸 射頭精準打彈弓
昔日這塊地盤上可謂是五花八門，什麼行業都有。現在僅僅選兩個場景就足以領略昔日南市的熱鬧景象。
場景一：賣大力丸提到賣大力丸，大家可能都會想到，流傳很廣的一段相聲：“說不練，那叫賊把勢。光練不說，那叫傻把勢！連盒帶藥，連工帶料，你吃了我的大力丸，你讓刀砍着、斧剁着、車軋着、馬趟着、牛頂着、狗咬着、鷹抓着、鴨子踢着……”藝術裏帶着娛樂，讓人捧腹，而生活中，卻有多少心酸。聽老人講，這些在南市“撂地兒”的“大力丸”賣主的“標準裝備”就是一些自殘的傢伙，羣衆們看着滿身鮮血的賣主、他那吃完“藥”後堅強的表情，都會相信他賣的大力丸能夠保一家老小的平安。列位，你要問了：“什麼藥這麼神奇？”其實呀，這些“大力丸”只不過是吃不死也治不好的“紅薯面丸子”。
場景二：打彈弓只見人圈兒當中一人，一手拋出花生米大小的子兒，然後擡手一弓，準確地將其射落。這就是當時南市的藝人孫玉清，以打彈弓絕活出名。此人更絕的是“回頭望月”———向後擡起左腳，在腳後跟兒上擱一玻璃杯，杯上放一銅板，銅板上再放一個小土塊，然後彎腰搭弓，側身將土塊打碎，而玻璃杯與銅板動也不動。彈到土塊碎，擁擠不動的人羣中立刻爆發出陣陣喝彩之聲。
人來人往終白日燈紅酒綠映夜空
一般的城市邊緣區娛樂業只是白天熱鬧，晚上各種演出和地攤商業便會收攤停業，即使北方最有名氣的北京天橋也是如此。然而“三不管”的營業卻從早到晚，整日不輟。除了外地的遊客整天來往不斷外，本地遊“三不管”者也多有規律。早晨遊“三不管”的多是來自附近地區鄉間的農民，清晨進城謀生，閒暇到“三不管”遊逛；午後光顧者多爲無事閒遊的市民；到了夜晚，勞累一日的工人、小販、小商人便來到“三不管”尋求娛樂，以解脫終日勞累和煩惱。晚上的“三不管”歌廳、舞廳樣樣繁華，青樓、娼妓十分活躍，明的暗的，好的壞的，都無時無刻不產生着巨大的誘惑。往往勞累一天的收入，會在這裏變成短時的興奮……
由“三不管”到南市，該地日趨繁華，地皮價漲。辛亥革命後，末代皇帝溥儀的岳父榮源、江西督軍李純等人都在這裏低價買進土地，建房出租。從現在的“榮業大街”、“東興大街”，還可看出與“榮業房產公司”(榮源等人所有)、“東興經租處”(李純所有)的密切關係。在這些人的經營下，南市這個小地方，最多時曾有20多家大小飯館，十幾家影劇(曲藝)院。白天這裏人來人往，叫買叫賣。入夜燈紅酒綠，鑼鼓喧天，喧鬧之聲通宵不絕於耳……
老城幾多“三不管”？
劉海巖告訴記者，“三不管”還有一種新的含義，即專指邊緣區的露天大衆文化場所，根據這個定義，天津有多處“三不管”。除了南市這個遠近聞名的“三不管”，老天津衛還有幾個類似的地區，比如“地道外”和“謙德莊”。
據瞭解，“地道外”位於老龍頭車站以東，鐵路線以外。20世紀初，鐵路車站和貨場佔用了大量耕地，迫使村民放棄耕作，轉而組織腳行，以在車站、貨場搬運爲生。鐵路運輸提供的大量就業機會，吸引了衆多人口向車站附近聚居謀生。1918年，該地區舉派代表要求鐵路局修築穿越鐵路的“地道”，以便交通來往。1923年，一條半地下狀的道路從鐵路下面穿過，當時稱其爲“地道”，於是也就有了“地道外”這一稱呼。20世紀30年代是地道外的興盛時期。與南市“三不管”不同的是，每天中午過後，“地道外”的露天市場才逐漸熱鬧起來。但由於公共設施極差，晚上沒有任何公共照明設施，所以一到傍晚6時，太陽落山，各種大衆娛樂和地攤市場便都宣告結束。
“謙德莊”位於英、德租界以南。這一地區直至民國初年還是荒僻之地。謙德莊和英租界相毗鄰，與豪華建築密集的馬場道僅僅是一路相隔，相形之下，宛若天上地下兩個世界。這裏基本沒有任何有效的基礎設施和起碼的市政管理，既沒有衛生設備也沒有清道夫，住戶的垃圾和污水，到處潑灑。公共衛生的惡劣狀況導致環境嚴重污染，尤其一到春天，走進謙德莊，便“立刻覺得有一股子怪味，說臭不是臭，說臊不是臊，足以令人嘔吐”。和走進南市“三不管”一樣，首先映入眼簾的是地上堆積如山的穢土，遊人在穢土上來來往往，塵土飛揚，空氣渾濁不堪。
除了這些地區以外，還有若干規模較小的邊緣區分佈在城市的不同地區，諸如老城西南角一帶。這些邊緣區往往與中心城區有一定距離，但又不太遠，原有居民不多、警察控制相對薄弱的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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