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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紀二三十年代天津富有人家出大殯的場面
舊時天津大戶人家出殯時扎的巨型綵棚和“開路將軍”。
津門雜記》載：“津郡每遇喪事，輒高搭捲棚，門豎牌樓，開喪受吊。雖在平民，其氣象居然大家。每七，延請僧道禮懺誦經。尤重出殯之舉，窮奢極侈，過分越禮，且隆而重之曰大殯……一切費用，恆有靡千金者。殷富之戶尚不足深惜，其左支右絀、東挪西移者，亦難以屈指計，謂不如是不足爲宗族交遊光寵……”
簫鼓喧闐車馬 盛大殯飛揚十萬銀
清明又至，又是祭奠亡者的日子。如今的祭奠，已經大不同以往，一束鮮花、一棵綠樹，簡簡單單卻寄託哀思無限。人們也不再沿襲陳舊的喪葬習俗，棺槨必重、重殮厚葬、衣襟必多，搭靈棚、行大祭，燒香擺供，披麻戴孝，摔盆抱罐已經隨時代遠去；互相攀比，大操大辦，久停靈，出大殯，收錢受禮，大擺宴席，吹吹打打，陪葬貴重金銀等物品的模式也漸漸遠離人們的視線。
舊時的天津辦喪事，向來以一擲千金爲最終目標，辦大喪、出大殯的習氣像瘟疫一樣蔓延整個津城，“不論商賈與平民，每遇婚喪百事陳。簫鼓喧闐車馬盛，衣冠執事一時新。”《津門雜記》中收錄的王韞徽的這首描寫出大殯的詩，道出了舊時天津極盡奢侈出大殯的風氣。
1927年，“八大家”之一“天成號”韓家大肆操辦了一場耗資十餘萬兩白銀的喪事。“那一年，是我祖父去世，我才14歲。”韓家後人、韓扶生老先生向記者講述起那次隆重繁瑣、花錢如流水的喪事。
一場大殯五十天 茶房精心擺道場
在韓扶生童年的記憶裏，甕聲甕氣的誦經聲始終貫穿着那場喪事。從棺材停在家中正堂的第一天直到49天后的出大殯結束，唸經聲就沒有停止過。“守靈的時候，唸經要有很多次，從晚飯後一直唸到深夜，當時我們年紀小，對此十分感興趣，猶如看戲。”
唸經分4種，和尚經、道士經、尼姑經、喇嘛經。“和尚和道士是請來的。”其中，和尚唸經的次數最多，具體多少次，韓扶生也記不清了，只知道每期都有，還有親友額外送的經。唸經的靈棚內，事先由茶房佈置好十餘面八仙桌、凳子、椅子等擺好道場。
方丈身穿黃色僧衣外披磚牆形紋路的紅袈裟，頭戴五佛冠，其餘20多位僧人分坐兩旁，身穿紅色僧衣外披紅袈裟。“方丈的桌前擺放着招魂鈴，其餘衆僧手持多種樂器：雲鑼、鑔、笙、短管、手鼓等。一邊唸經，一邊奏樂。還時而起身列隊環繞，每唸到一個階段時，主僧便站起來搖招魂鈴，孝子磕頭。”
韓扶生告訴記者：“和尚唸的經每次都不同，無論哪種經唸到一節，主僧都往空中拋擲銅錢和小饅頭，小饅頭像小棗一樣大小，意思是向貧鬼施捨錢財和食品。傳說小饅頭能治牙疼，我們這些孩子就撲過去亂搶一通。”
“道士經在家中也念過一次，老道長留長髮結，身穿繡花道服，唸經不多，以奏樂爲主。樂器有短管、笙、笛、手鼓、雲鑼、鈸、鑔。”韓扶生至今仍清楚記得，祖父出大殯時專門從北京請來喇嘛唸經，喇嘛們光頭穿着黃色袈裟，唸的是藏經文，誰也不懂。他們的樂器也特殊，大銅喇叭很長，前面由小喇嘛提着，接近地面，後面吹，聲音低沉，猶如西樂中的大管。至於送殯時的尼姑經，未聽到唸經，她們只是雙手合十，目不斜視，態度莊重地走在隊伍中央。
院內天棚搭兩座 一爲靈堂一待客
韓扶生祖父的靈堂布置在院子裏的天棚內，宴客則在客廳的天棚內，兩座天棚都掛滿了藍色的奠幛和白色輓聯。這些奠幛和輓聯不少是知名書法家所寫，一條條掛起來好像開書法展。“最醒目的一副輓聯是祖父的外甥華世奎親筆所書。”韓扶生70多年來都不曾忘記，是因爲極爲喜歡華世奎的字。上聯是“大富非富大貧非貧撒手成空何物帶將身後去”，下聯是“似睡非睡似醒非醒回頭一笑凡人都在夢中忙”。
下午的時候，祭客前來弔祭，一跨入大門就有童子“嗚伊呀喔……呀喔伊喔”地唱，一路都是童聲高亢，不絕於耳，此起彼伏，形成一種無序的大合唱。來到二門，敲鐘一響，二門大開，樂聲奏起，祭客進門先看到的就是靈臺。“靈臺搭在祭案之前，是一個很低的小平臺，用雕花木欄杆圍起，上面鋪着地毯，中間放一藍色方墊，再蓋上一面紅毯，恐怕祭客忌諱素色。但大多數祭客爲了表示親近，都揭去紅毯跪拜。”韓扶生說，此時孝子們就在幛幕內叩首致謝，祭客上百人，叩首近千，真累壞了跪在白色蒲團上的男女孝子們，成了“磕頭蟲”！
前院客廳的天棚內很早就擺下20多張大圓桌，每桌的菜品都是天津菜四盤八大碗，飲酒隨意。吃完一批，撤去殘席再擺上另一批，成了“流水席”。
開路小鬼彩紙 扎出殯隊伍二里長
天成號韓家出殯最爲講究，儀仗隊伍長達2裏多地，棺罩停在海河西岸家門口的馬路上，最前隊已排到了官銀號(東北城角)。
韓扶生清楚地記得，殯儀開頭是紙紮彩面目猙獰的開路小鬼，還有“方弼”“方相”兩個紙紮的巨大紙人將軍，持幡譜的執事列在兩旁，紅綢銘旌(紅綢布扎彩“大座”)上面有扁形字曰“請封朝議大夫韓十三公諱蔭桓字義舟之銘旌”。
“這只是大座中的一個，另外還有5個大座，是花亭、爐亭、香亭、影亭和家廟。前五座都是花彩裝飾而成，四人擡高亭大座，影亭懸掛着我祖父的畫像，家廟是一座木製小房塗深色油漆，原來放在祖先堂中，出殯時將已‘點主’的神位請入家廟中加入殯隊。”
據韓扶生回憶，每個大座之間分列兩行16人的持幡譜執事，而且幡譜顏色不同，各大座之間分別有和尚、老道、尼姑和喇嘛唸經奏樂，步行送殯。音樂隊有大吹、小吹、銅樂隊分別奏樂。
孝男孝女排長隊 穿街而行撒銅錢
從正堂移動棺木開始，由長子摔瓦盆，這時哭聲大作，長子肩負着魂幡左手持哭喪棒跪拜後，引路將棺木擡入棺罩，頓時哭聲震天。
“殯儀中最主要的是棺罩，兩大紅色橫槓上架放着蓋有紅錦緞的棺木，外罩豪華繡大龍棺罩。”韓扶生說，擡棺罩者兩隊各64人，他們身穿藍色白點服裝，頭戴獨羚帽，由領班人指揮，手握響木發信號換肩，另外還有64人分別在棺罩兩旁隨行，身穿黑色白點服裝。棺罩之前由長子帶領兩弟在棺罩前大哭引路，孝子們全由兩名茶房架肩緩行，哭聲淚水鼻涕齊流，以表其孝。
送殯行列中，身穿孝服的韓家男人以親疏遠近排隊，輕孝者在前，重孝者在後，(服孝越重，越接近棺罩)。外姓親戚如姑爺穿漂白布大褂排列在前，其他不穿孝服的親朋走在穿孝服之前，這一方陣排列在棺罩前面，全是步行男性。方陣兩旁有每行32人的素衣童子手舉雪柳(白色樹形)“護衛”方陣中人，形成一片雪白。另外又有兩名茶房手舉長鐵扦穿着的大量白色紙錢向空中拋撒。迷信說法是向窮鬼們舍錢。
女性送殯人全在棺罩之後，最接近棺罩的是韓扶生的祖母，重孝獨坐在二人擡小轎內，其次是長媳、二媳、三媳、長女、次女，每人一頂小白轎。隨後是其他輕孝韓姓婦孺坐五人馬車。馬車是四輪雙馬玻璃門窗西式馬車。
韓家在東北角早已預先搭起一座祭棚，棺罩行至此停下來接受棚內人的祭奠，隨後繼續前進。出殯列隊一路由海河西岸大口韓家宅門外，行經獅子林橋口，大衚衕南口，官銀號，北馬路北門，直到北大關爲止。這支隊伍浩浩蕩蕩穿街而行，韓家人還向圍觀的人們撒銅錢，一時爭搶者甚多，導致交通堵塞。
這種喪禮太奢靡
“這樣的喪禮實在是奢靡之至，我的父親痛恨這種依仗財勢的生活，他常教育我們要崇尚科學、破除封建迷信、廢除腐舊習俗，尤其反對出大殯，連送花圈他都覺得是‘勞民傷財，貽害社會’。”韓扶生的父親曾戲言：“我死後誰若是給我出殯或送花圈，我就回來找他算賬！”
1977年，韓扶生的父親91歲高齡故去後，兒女遵遺囑不出殯、不接受祭弔的花圈等物，只是將遺體送往火葬場火葬。“我這次說出韓家出大殯的形式，並不是鼓吹陋俗，只是想爲《城市快報》珍貴的天津600年專版、爲天津的歷史留下一些資料。在我百年之後，也絕不接受任何祭奠物和儀式，我只希望將遺體火化。”韓扶生老先生向本報表明瞭他遵家嚴遺訓、徹底改變殯葬陋習的決定。
送殯百餘人 排場比顯貴 乞丐也要出大殯
1884年到1898年間，上海出了一本8頁的薄畫冊———《點石齋畫報》，描繪天津出殯的圖畫很多，從中不難見當時天津喪葬的習俗。
《丐頭出殯》一圖描寫：天津有一個乞丐頭，平時遊手好閒，但能雄霸一方。他病死後，羣丐爲他大辦喪事，聚資請來僧道儀仗，後面丐子丐孫麻衣如雪，執紼步行，多達百餘人。沿街還設有路祭，其排場比得上達官貴人。只是這些乞丐的衣服還是那麼襤褸齷齪，臉色還是那麼黝黑。觀看出殯的人很多，無不嗤之以鼻。
丐頭出殯如此排場，大戶人家的更是氣派。《草偶顯靈》一圖描寫天津樑氏營造墓田，極其奢侈，旁邊還建有房舍，也很宏偉。
訃告登報紙葬禮不誦經 革陋俗勢必然
大出殯的社會現象，引起當時天津有識之士的關注，很多人受西方殯葬文化影響，提出了喪葬改革措施，並積極倡導，身體力行。
這場喪葬改革的先導，就是在報紙上登載現代訃告。古代報喪多用書面形式，稱“訃告”或“訃聞”，由專人送達。1905年天津《大公報》首先登載一則《訃聞登報》的消息，這是一種介紹性的宣傳文字。文中說：“訃聞登報，外國習以爲常，近日華報亦屢屢見之，可謂輸入文明之現象也。”作爲一種“輸入文明”的舉措，1906年4月7日，《大公報》登出天津金融家嚴信厚的訃聞，這也是天津的第一份現代訃告的實例。可以看出，當時的天津在接受新事物改變社會風俗方面的行動是非常快的。
天津甲辰科最末一位狀元叫劉春霖，受的雖然是傳統的科舉教育，但在1907年也同樣採用文明辦法，爲其妻舉辦了簡單喪禮。葬禮不請僧道誦經，不用紙糊樓庫，原定於初六發引，因當日大雨，於是改爲初七。對於這樣的舉措，尤其是下葬日子改期，引起社會議論，鄉黨譭譽參半。《大公報》以《喪儀文明》爲題報道：“中國婚喪禮儀，每摻雜以種種迷信之陋習，故有志之士多有倡議改良者，然錮蔽已深，驟難更變。今劉殿撰(劉春霖)能毅然行之，殊堪佩服，特志之以爲世俗勸。”
這種喪葬改良之風，爲天津繁雜的喪葬活動帶來一絲革新的氣象，尤其在一些有知識的開明階層很快地推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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