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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通志》載：光緒三十三年(1907)五月六日，試辦天津縣議事會議員初選開始，城廂內外和四鄉選民依次投票，十八日終止。這是天津，也是我國的第一次選舉活動……
1907年天津開啓中國“第一選”
禮堂裏坐滿了人，有的長袍馬褂，有的西裝革履，有的正襟危坐，有的交頭接耳。禮堂前早就放好了一個大大的箱子，還煞有其事地在箱子上寫着“投票箱”。
“張先生，您見多識廣，您倒是給我們說說，這選舉，是怎麼個意思。”問話者捏着手中那張快被揉爛了的紙，顯得有些茫然。
“這選舉嘛———”張先生微晃了一下頭，很有風度的樣子，“聽說是跟日本學來的，就是從我們這些百姓中，選出一些人，能夠爲政府出出主意，要是聖上有決策，還得問問咱們。”
“這皇上的事兒，咱也能管？”“自然可以———不知老弟準備選哪一位呢？”
“這還用說嗎？”趕緊鋪平那張快被揉爛的選票，忙不迭地填上一個名字，“自然是張先生您嘍！您德高望重，素爲我等所敬仰……”“哪裏———哪裏———”張先生搖搖手中的摺扇，笑得連鬍子都快翹上去了。
一張張選票被投票箱“吞”了進去，人們靜候不動，緊張地看着那箱子，彷彿這裏面要蹦出一隻猛獸。
1907年，天津有12461個人收到了袁世凱發出的一張紙。對於這張紙，各級士紳們採取了不同的態度，有的隨手一扔成了孩子疊飛機的原材料；有的再三斟酌落下“可貴”的有可能是青史留名的一筆；有的束之高閣不再理睬；有的大罵有違祖制哀嘆勢道變遷……這張紙意義非凡，它讓整個中國有了一個新名詞———“選舉”。
立憲吹來選舉風
1904年的日俄戰爭後，所有人都開始相信“只有‘立憲’才能救中國”，其中包括70歲的慈禧。1905年，袁世凱向朝廷申請，在直隸進行最早的地方自治試驗。袁世凱認爲，地方自治是通向政治民主的開始。中國民智不啓，只有通過地方自治、讓人民在基層選舉中學會使用自己的權利維護自己的利益，才能使原來不知選舉爲何物的中國人激發政治熱情，學會政治參與。
1907年，天津進行的市政選舉是中國歷史上第一次政治選舉。這次選舉是袁世凱進行的地方自治試驗的一部分。選舉產生出一個議會———“天津縣議事會”。這個地方議會將負責輔助政府處理地方興辦教育、徵稅、市政建設、公益事業、移風易俗等事宜。議會將組織調動民間力量，進行城鎮的自我管理，維護市民利益。連政府的重大決策措施，也要經過議會討論批准。
窮人文盲莫參選
然而老百姓們已經習慣了“政治與我無關”、“不談國事”。袁世凱本來也沒有想把平頭百姓納入他的民主，簡單的5個議事會議員條件就輕易地把社會底層的人排除在外了。
選民有文化程度和財產的限制。首先你必須有學歷，沒有學歷也要有文化，因爲第一條就明確規定了“高等小學堂以上畢業或有著述者”纔有被選舉權；如果學問差一些，那麼你就必須有錢，第二條規定“自有2000元以上之營業或不動產者(代人營業者爲5000元)”；當然，如果你“曾辦地方學務、公益事業”也有資格讓人投你一票，這一條基本上可以看做上一條的延伸，沒錢自然是不能辦學務和公益事業的；第四條，“曾出仕或得科名或在庠者”，你當過朝廷命官得過功名嗎？答案“是”，當然沒問題；不是天津籍也想參選的話，那就得在本地“居住滿5年，有5000元以上營業者”纔可以。
“苛刻”的條件導致偌大的天津，只有2572人有資格被“鄭重”地填進選票。
幾年後，在清政府頒佈的《城鎮鄉地方自治選舉章程》中還規定，選民分甲乙兩級，以年納正稅或公益捐之額爲全部選民所納總額之半者若干人爲甲級，其餘爲乙級，兩級選民分別選舉一半議員。女子“若有納正稅或公益捐較本地選民內納捐最多之人所納尤多者”也可爲選民。這就使貧民和不識字者以及絕大多數婦女不能成爲選民，而選民等級的劃分更使得議事會基本上爲富人所控制。這樣，地方自治組織實際上成爲地方士紳和富有者謀取自身利益的工具。
選舉之作無人睬
有人說，“在低收入、受教育程度低的階層中，只有較小一部分人對政治感興趣，認爲政治與他們的切身利益有關，或感到自己能夠對地方或全國當局施加影響。”
上面那句話中談到的人可以不用“掛念”，但更讓袁世凱沒有想到的是，即使是那些受過教育的天津士紳們也用他們的漠然、冷眼看着他苦心建立的自治和選舉。選民們不知道這個新鮮事物會給他們帶來什麼，他們抱着一貫的遠離政治的信條，對袁世凱的努力袖手旁觀。
其實早在1906年7月，袁世凱便在天津首先倡辦地方自治，在天津府衙門成立了“天津府自治局”，以升任天津府知府凌福彭和翰林院金邦平會同籌辦。袁世凱派出一批人到日本學習選舉辦法，回來擔任宣講員，到各個城市鄉村講解選舉給大家帶來的好處。他創辦“法政官話報”，利用報紙連篇累牘進行宣傳。他把自治利益“編成白話，張貼廣告，以期家喻戶曉”。
9月又在天津初級示範學堂設立地方自治研究所，“飭津郡七屬送士紳之閱歷較多、素孚鄉望者，大治八人，小治六人，並招旁聽生入所研究，四個月畢業後，各回原籍籌設自治學社。”其研究項目有“自治制”、“選舉法”、“戶籍法”、“憲法”、“地方財政論”、“教育行政、警察行政”、“經濟學”、“法學通論”等。
天津的市政選舉進行得困難重重。費盡心血之後，那12461張選票也沒有全部收回。在立憲派的熱衷和保守派的漠然之中，袁世凱恨不得在“選舉”這隻猛獸的身上，狠抽一鞭子，讓它在中國大地上飛跑起來。
兩選選出三十人
不管怎樣，選票總算收了回來，按照計劃進行初選。每張選票上，只有一個候選人的名字。投入票箱的選票，被當衆公開，應該是不存在暗箱操作的。選票按照被選舉人所住區域被分成8個區，從每個區中分別選出4個得票最多的人，一共32人。再將剩餘的選票合起來，按降次排列選出103人。初選時，計有合格選票5997張、廢票427張，選出初選當選135名進入“複賽”。
複選是由初選當選人互選。當天有127人投票，投票率爲90%。每人投30票，共得3810票。依舊先在每個區域中選出一個高票勝出者，共8人，再從剩餘的選票中選出22人，這30個人就組成了天津議事會。當選議員的30人，得票最多者有200票，最少者13票。
天津鹽商、在籍的度支部郎中李士銘被選爲議長，北洋大學堂教務長、分省補用知縣王劭廉被選爲副議長。
議事會允許旁聽 董事會拒絕親屬
議事會每季一次，允許旁聽，“會議非有議員半數以上到會，不得議決”，“凡議事可否，以到會議員過半數之所決爲準”，凡關涉正副議長、議員及其親屬的事項，該員不得與議。董事會每月一次，“非董事會職員全數三分之二以上到會，不得議決”，議事會成員也到會，但無表決權，其他規定同議事會。此外，兩會均採取合議制形式。衆所周知，選舉是衡量地方自治程度的重要指標，而“多數人通過”則是現代立法的基本原則。因此，這種民主、開放的會議形式，使晚清的地方自治具有較多的近代色彩。
議事會與董事會既相互獨立又相互制約，體現了近代的分權原則。議事會是議決機關，董事會是行政機關，後者由前者選舉產生並受其監督。“議事會於城鎮董事會或鄉董所定執行方法，視爲逾越權限，或違背律例章程，或妨礙公益者，得聲明緣由，止其執行”。如董事會或鄉董不服，可移交上級公斷。與之相應，“董事會於議事會議決事件，視爲逾越權限，或違背律例章程，或妨礙公益者，得聲明緣由，交議事會複議”。若議事會堅持不改，得移交上級公斷。這種分權制衡的規定，可避免專權的流弊。
董事會成員不得兼任議事會議員，使行政工作能得到議決機關的有力監督，加強了議事會的監督功能。此外，親屬不得同時擔任議員或董事會成員的規定，一定程度上避免了結黨營私等腐敗事件的產生。
規定“現任本地方官吏者”、“現充軍人者”、“現充本地方巡警者”、“現爲僧道及其他宗教師者”不得選舉或被選舉爲自治職員，使地方自治在一定程度上免受行政、軍事和宗教力量的干預，具有一定的獨立性。
九年預備期惹翻天津立憲派
中國第一次選舉和天津的自治試驗，讓清王朝在1908年頒佈了《城鎮鄉地方自治章程》，第二年又頒佈了《府廳州縣地方自治章程》，從此地方自治開始在全國推廣。雖然選舉沒有引發民衆熱情，但天津的立憲派們在此後愈發積極起來。
1906年9月1日(光緒三十二年七月十三日)，清廷頒發了《宣示預備立憲諭》，“預備立憲”由此而來。但這樣的“立憲”不過是清政府的表面功夫，沒有任何誠意的立憲，讓立憲派們大爲不滿，從1908年夏天起，各省立憲團體的代表紛紛進京請願，直隸省由狀元劉春霖領銜，向都察院呈遞了速開國會的請願書，直隸代表團中的天津代表爲天津縣副議長王劭廉、普育女子學堂監督溫世霖和津河師範學堂監督胡家祺。
清廷迫於形式，於1908年8月，頒佈了《欽定憲法大綱》，規定以9年的時間作爲預備立憲的期限。9年的預備期，過於漫長，引起立憲派的巨大反彈，從1909年11月到1910年11月的一年間，立憲派連續組織了三次全國規模的國會請願運動。
第一次請願，各省公推天津議員孫洪伊領銜，要求於一年內召開國會，遭到拒絕，請願失敗。
第二次請願，1910年2月，設於天津的順直諮議局召集各縣推選的議事會代表舉行會議，3月，天津成立了“國會請願同志會分會”。1910年6月，各省共10個代表團進京請願，其中兩個是由順直諮議局組織的：一個是以孫洪伊爲首的直隸諮議局議員代表團，一個是以李長生爲首的直隸紳民及旗籍紳民代表團，而孫、李兩人又是天津代表，可以看出天津立憲派勢力之勝。轟轟烈烈的請願運動再次橫遭拒絕，孫洪伊在一份電文中表示：“決心爲第三次請願做準備，誓死不懈”。
天津的立憲派們異常活躍，他們一方面在報紙上發表文章，聲明如果第三次請願失敗，就拒絕參加清廷組織的資政院；一方面採取實際行動，於1910年9月間，組織天津士紳1000餘人，在直隸總督衙門門前舉行集會，請直隸代奏速開國會要求，對清廷施加壓力。
第三次請願，清政府感到了壓力，不得不宣佈於1913年召開國會。但直隸和東三省的請願團仍堅持於1911年召開國會的要求，清廷惱羞成怒，宣佈停止請願活動，各省如再發生“聚衆滋鬧情事”，即令該省督撫“查拿嚴辦”。
三次請願均以失敗告終，但天津的立憲派卻是出奇的硬骨頭。這些運動，讓清廷恨之入骨，不但不允提前召開國會，反而下令從此“不準再行聯名要求瀆奏”，“如不服勸諭，糾衆違抗，即行查拿嚴辦”。1911年1月7日，溫世霖被捕，“發往新疆，交地方官嚴加管束”。溫世霖的被遣戍，使天津的立憲派從此傾向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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