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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既是中國近代化進程中洋務運動的中心、新軍建設中心，又是“新政”中心。徐世昌一手在小站練兵，一手在直隸總督衙門規劃“直隸工藝總局”、“直隸農務局”、“天津總商會”(商務總會)，通過官府和民間發展天津近代企業。徐世昌協助袁世凱特派周學熙爲總辦，創辦天津“北洋實業”，資本總額高達4260萬元，即庫平銀42萬兩之多。這不僅雄視北方，而且超過南方張騫的大生資本集團，在全國名列前茅。
辛亥革命前，中國形成以天津爲中心的興辦工廠、企業熱潮。據統計，直隸工業各局共165個，公立、私立工廠45家。這同徐世昌的提倡、支持、幫助不無關係。至1914年，天津新建各類工廠、企業百餘家，穩居全國之首，“天津成爲全國新政權輿之地”。
1902年天津設立的“直隸農務總局”和“天津商務總會”是徐世昌等人“北洋新政”的創業基礎。他們十分重視農業的基礎地位，勸導直隸、天津的紳士、農民採用西法，“購買先進機器，就地試驗，振興農業”。至1910年，直隸、天津設立32個農業試驗場，並且與農業學堂聯手，使農業試驗、科學種田與農業生產相結合，促進農業作爲國民經濟基礎產業走向近代化。而在民間又成立了農會，加強民主化對農業管理的指導，宗旨是“志在聯絡官紳、講求農務、使農產發達、以收裕國富民之效”。這大大支持了商業、工業、外貿的發展，增加了財政收入。
辛丑後，進出口貿易漏卮，“以天津爲最”，而“講究工商之業，亦以天津爲亟”。由於徐世昌等人通過天津商務總會頒佈“商律”，實行“通商惠工”之策，促進了天津商業中心地位的形成與發展。“重徵洋貨釐稅”、“廣開利源”，旨在“恤商”、“保商”。天津大修金湯橋、舊金剛橋、老龍頭鐵橋，購地建天津北站，加強城市基礎設施建設。爲解決“貼水風潮”，徐世昌等人又採取鑄銅元進入市場，使天津人使用銅元率高達78.3%，對天津商業的繁榮、市場的穩定、經濟的發展起了關鍵作用。
天津以法治商，諸如法制建設之《公司條例》，將《施行細則》、《商人通例》等一併頒行，使津門商業的發展有法可循、有法可依。(郭劍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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