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天津通志》載：光緒二十九年(1903)五月一日，天津商務公所成立。光緒三十年九月經商部議準，改組爲天津商務總會……會址設在估衣街豫章會館。光緒三十一年遷至北馬路，1918年更名爲天津總商會。
“張爺，您這批茶葉能不能便宜點賣，人家西邊的李爺那可把價格壓低了，咱們可是老主顧，但我也不能吃虧呀。”張爺聽說對手將茶葉的價格又壓低了，恨得牙根兒都癢癢。沒法子，爲了爭這口氣，就是不賺錢也得把生意做成，想到此，張爺一拱手，“劉爺，您別說了，就按您給的價，只要您照顧我這裏的生意就行。”出了張爺家的大門，劉爺臉上露出得意的笑容，“嘿嘿，又白賺了一筆，他們兩人爭生意，我就佔便宜了。”
1902年後的天津，商業百廢待興，爲了做成一筆生意，同行之間的競爭到了刺刀見紅的地步，加之洋貨越來越多地進入天津，天津本土商人的日子更加難過。衆多商家愈發覺得，沒有一個互相通氣的渠道，遲早會受人矇騙，不能只講競爭了，還要聯合。
聯合對外商——政府號召建商會
各地商業的艱難很快得到了清政府商部的重視，一番調查之後，光緒二十九年十一月二十四日(1904年1月11日)商部尚書載振向光緒帝呈奏勸辦商會的建議，請求各地建立商人的聯合組織———商會。
載振認爲，西方向來重視經商之道，並有專門的學科作爲商業人士的必修課程。西方的商人，都以經營貿易作爲一項重要的事業，視同身心性命那樣重要。日本明治維新後，風氣開闢，雖然本國物產不如中國那樣多，但商業卻蒸蒸日上，足與歐美抗衡。縱覽東西諸國，都是從經商而富國強兵。但發達的背後，正是商業的積累，得力於商人間的組織———商會。國外的商會，商人之間互通商情互相得利，有聯絡而無傾軋，有信義而無欺詐，各國商會基本如此。但中國曆來商務不受重視，不但官員與商人有隔閡，即使商人與商人之間，也不相通氣。不但不同行業不相往來，即使同業之人也各自爲政。自從開闢商埠後，各國商人都到中國尋求發財的機會，外國貨與中國貨競爭日趨激烈。但是外國商人互相團結，而中國商人各自爲戰，勢單力孤，相形見絀。所以，中國也要在各地建立商會作爲商人之間的聯絡組織，一來剔除內弊，一來考察外情。
對於中國商人之間的競爭，商部舉例說，“中國絲茶兩項，爲出口貨之大宗，往往以散商急思出脫，跌盤爭售，而一二殷實鉅商亦爲牽累。其他貨物之作僞摻雜卒至虧本者，難以枚舉。”
在上奏光緒帝的奏摺中，商部提出商會簡明章程二十六條，作爲各地開辦商會的基本要求，凡屬商務繁富之區，都要設立商務總會，較小的地方設立分會。按照省份隸屬於商務總會，如直隸的天津，山東的煙臺，均作爲應設總會之處。
公所變商會——天津商人改制忙
清朝末期，大商人雖然家資萬貫，但重文輕商的世俗觀念如同前面的那些朝代，一樣沒有改變。
1898年(光緒二十四年)，清政府下令各省設立商務局，主持設廠頒發章程，獎勵民營，從立法上獎勵私人投資設廠，天津商務局遂於1902年設立。主持人爲買辦吳懋鼎、王宗堂、寧世福及鹽商楊俊元、王賢賓、李士銘等人。由於辦事不力，衆商不滿，商務局成立之後不久，1903年即由民舉的商務公所所代替。在成立公所不久，商部要求成立商會的消息傳到天津，對於正處在內外交困的商人們來說，無疑是個天大的喜訊。
按照商部的要求，商會是商人們自己公舉成立的組織，商務總會由一名總理，一名協理主持，另外再有20至50名商會董事。根據規定，公舉出來的會董，必須符合才、地、資、望四個要求，否則不能擔任董事或總理、協理。對於才品，要求該人必須是經營有道，成績卓著並沒有經營劣績；對於地位，必須是商號的大股東並在天津佔有巨大的貿易額，是該行業的佼佼者；對於資格，必須在天津經營5年以上，並且年齡在30歲以上；對於名望，必須得到商號的擁戴。
經過緊張的醞釀，在公裕厚、隆順榕等天津61家商號推選下，天津首任商會四大負責人走馬上任，他們是：總理寧世福，協理王賢賓，坐辦幺聯元、卞煜光。
商會入行人——進門先要學規矩
商業的競爭讓天津的商人備感壓力，自從中國海禁大開後，洋人船舶便暢行無阻地招搖於天津的河道，而洋船上的商品更增加了經商的難度，除了中國的土特產，洋貨足跡無孔不入，日子確實沒有以前好過了。嘆息之餘，天津的商人也在反思，就津市而論，往年街面計存官行各款爲數甚多，藉資通融，尚可敷衍。庚子以後，銀根空虛，貨幣貶值，商務凋敝，元氣大傷。但就是在不景氣的前提下，有些商人的奢侈之風依然不改，不正是這些奢侈的作風讓人家不敢把錢交給商人嗎？在情急之下，如果不全力整頓，大施培養，大家的士氣也就不能提升，頹廢的商業作風也就無法避免。
寧世福等人接管商會後，除遵照商部簡明章程辦理外，還草擬開辦章程十條，仿照大學裏面的十項章程，開列了多種約束條件，並要求加入商會的各位商家必須遵守。十章條規目錄是：崇儉樸以固商源、講信義以維商俗、議賞罰以勵商志、定股份以均商利、禁支欠以固商本、節雜項以杜虛麇、報怠清以核商利、用關防以聯商情、集公款以爲經費、仿保險以悅商心。
簡樸有節度——天津商人五不準
“興由儉，敗由奢”的道理對於任何人都是應該銘記不忘的，商人每天都與金錢打交道，面對成千上萬的錢財，有多少有錢人禁得住誘惑，不去揮霍呢。爲了能讓大家重新回到簡樸的生活中來，商會在第一條規定中，就明確了簡樸的要求。
一大早，隆順榕藥店的東家便將掌櫃與夥計召集起來訓話，卞老闆先清清嗓子，嚴肅地說：“各位，現在咱們都是商會的一分子了，所以，商會的規定不但大家要遵守，而且絕對不能違犯。商會要求咱們，尋常出入上街辦事及尋常聚會只准穿布衣，不得穿着錦繡華麗的衣服。只有在喜壽喪祭以及拜會官長、款待宴請賓客等應酬，或年節、端午、中秋三大節，可以隨便穿華麗的衣服，以示體統但也不要太奢華。尋常飲食只准—飯一菜，不準任意揮霍。只有喜壽喪祭以及待賓客，或年節、端午、中秋三大節，可以講究一些但也不要太糜費。原來應酬送禮大家可以自便，但以後要有個定製，掌櫃送禮只准送津錢五百文，同事只准送津錢二百五十文爲限，不準送更多的禮物。如果屬於交情深厚必須幫助，則除照章送禮外，另饋多金，商會不管。在年節、端午、中秋三大節送禮，也不準過於豐厚，給官員送禮則隨時酌定。但我希望，大家把心思用在做生意上，不要花在請客送禮上。雖說個人私事我不應該管，但從今往後，咱們不能宿遊妓院、小班、下處，即使請客亦不準招妓陪酒。對於那些私自遊蕩，或擅自潛游妓院，我將登報聲明，以儆效尤。再犯的，無論掌櫃(相當於現在的職業經理人)同仁均從重議罰。如始終不改，則逐令出號，並登報向世人示衆。但那些能夠改過的，商會還按照浪子回頭金不換對待，同樣在報紙上刊登聲明，以表彰勸勉。”
鴉片自進入中國後，被那杆能夠帶來騰雲駕霧效果的煙槍所迷惑的人不計其數。商會的章程中規定：商人不準癖嗜鴉片煙。有煙癮的自入會後，必須戒斷。如陽奉陰違，或不遵戒，立逐出會。所以，大家要按照會規的要求去做，不要犯了事再後悔。
講求信和義——“童叟無欺”不失約
孔子曰：“民無信不立。”中國商人亦自知信義爲貴，門面高豎牌匾，大書“童叟無欺”四字。但是事實也讓商會的人士擔憂，雖然標明童叟無欺，但欺詐的行爲在行內屢見不鮮。既然成立了商會，注重商人的信譽，保障商會的信譽必然成爲頭等大事。
講誠信從納稅開始，這是商會在信義章節中第一要求。“商人運貨，以納稅爲先。查國家度支，地丁而外，仰給於稅。稅出於商，事關重大，不準偷漏”。對於偷稅漏稅，商會採取了嚴厲的制裁，如有被鈔關將漏稅貨物充公的，除立刻逐令出商會外，還要按照偷稅人的資本對其罰款，而且還要登報聲明，向市民展示他的惡劣作風。商人販賣貨物，必須用真牌號，不準以假充真，以賤冒貴，欺騙平民。商人借債，到期必須歸還，違者照議賞罰條懲治。
時間就是金錢，對於兩個談判的商人來說，談判的時間就意味着交易的開始，所以商人的約會更與金錢有着密切的聯繫。但也有部分商人時間觀念不強，遲到早退讓人無法承受。作爲信義，時間的觀念更應該加強，在規定中，商會要求會內的商人約會必須踐言，屆時必至，不準負約。如果遇到不可預料的意外情況確實不能赴約，必須派人向對方通報，違者一樣要被登報記過。
獎勵勤快罰懶惰 天津商人不欠錢
古人云“惟賞與罰不可不當。”振興商政，這一招同樣不能不用。天津商會對於獎懲制度規定詳細，令現代人看來都近乎苛刻與不可思議。如果挪用公款有什麼樣的懲罰呢？如果掌櫃與夥計初有挪移虧欠，捏名支借等情形，被財東察覺，或被他人告發，無論涉及銀錢多少，若能立刻將虧欠如數繳補，除找承保人當面辭退外，還要將該罪名向街坊四鄰等其他商號報知，另外登報紙傳觀遠近，以揭發該人的劣行。
如果數額巨大的財務問題被揭露又該如何呢？如果掌櫃虧欠銀三千兩不能立即繳補，除了查抄該家產備抵外，或仍不夠抵虧，就將該掌櫃監禁三年，仍勒限繳補；虧欠銀一萬兩，監禁五年；虧欠銀二萬兩的，監禁十年。如爲數再多的，永遠監禁，其勒限補繳與虧欠銀至三千兩者相同。如果掌櫃一走了之，那麼他的孩子就要被抵作人質。
什麼叫父債子還，商會中確有規定：如本人年紀衰老則勒令該子孫設法繳補。如果是商號中的夥計有了虧欠，而掌櫃失於覺察，則掌櫃的也要被牽連賠償一部分。但是，如果爲商號做出貢獻，商號必須給予獎勵。對於那些能夠開辦礦務，建造機廠，製作貨物流通中外各國，出口創匯的，商會將向朝廷申請頒發匾額，以示鼓勵。
直隸總督提意見 天津商會改章程
天津商會的試辦章程很快呈到直隸總督袁世凱與商部的案頭，仔細研究後，袁世凱與載振對《天津商會試辦便宜章程》提出了三個修改意見。
袁世凱提出，商部章程第四款中，商務總會委派總理一名，協理一名，沒有“坐辦”的名目。天津的章程第十款：凡開議時應以總理爲主席，議決登冊者由主席簽字作準。這就以爲總理是會中的首席管理者。現在天津商會添坐辦名目，第二十條又云：本會坐辦有管轄全會收發各項事件之權，那不是把總理的權力架空，而坐辦越權管理了嗎？另外，商部章程第五款商會董事應由就地各商家公舉爲定，總會自二十員以至五十員爲率。今天津商會第四款雲，本會遵照部章先約會董十數員，不曰公舉而曰約，好像總理、協理、坐辦即有無限之權。部章規定，商會董事應由各商家公舉，而總理、協理由各會董會議公推，所以聯絡商情允孚衆望，全在“公舉”二字爲重，並不是少數總理等人可以隨便說了算的。
在華洋交涉之案約定上，天津商會打算聘請常年法律顧問，負責與洋人打官司。但袁世凱認爲，華洋交涉注重於公證人，應用律師的時候甚少。而天津商會第六條擬請律師，卻又沒有經費聘請翻譯，擬求洋務局事先立案，訂明准許該會移請翻譯偕同律師會審。不過，律師是代言人，沒有審理案件的責任。需要翻譯，只要稟明洋務局即可。
按照袁世凱以及商部的意見，天津商會馬上對試辦章程進行修改，先令各商家公舉出會董十數員，由十數員內評議出會董四人、會計會董二人、庶務會董二人，常駐商會監理各項事宜，以期實事求是。凡是華洋交涉的案件，除遵照商部章程辦理外，如果需要翻譯，則有洋務局委派，並出資贊助。對於坐辦權力過大的問題，商會改爲了所有一切事宜，必須由坐辦商明總、協理簽字後，才能發給下發。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