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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人管租界叫“外國地”，也就是外國人的地界兒，話說得太實在不過了。好端端的中國地界兒，怎麼成了外國人的地界兒了呢？
說來話長。租界是中國開始淪爲半殖民地的產物，鴉片戰爭之後，英、法、美三國首先在上海劃定了本國僑民的居留地和貿易區，這就是租界出現之始。經過第二次鴉片戰爭，天津被迫開埠。就在開埠的當年，英、法、美三國首先強劃了租界；繼而是德國和日本，乘中國在甲午戰爭中的慘敗，強行在天津劃定租界；義和團運動期間，八個帝國主義國家聯合起來發動了侵華戰爭，在天津設有租界的國家趁機擴張，在天津沒有租界的俄、意、奧諸國則趁機強劃。比利時沒有加入八國聯軍之列，可這時也把手伸向了天津，在天津劃了一塊比租界。20世紀初，天津九國租界並立；不久，美租界併入英租界，天津還有八國租界之設，這在中國、在世界都是獨一無二的現象，顯然是列強妄圖中國的縮影。
不過在19世紀中葉，租界的出現首先被打破了中國幾千年傳統社會所造成的對外封閉狀態。由於歷史條件的制約，當時的中國人要想學習西方、瞭解世界，擺脫貧窮落後和被壓迫的狀態，往往還藉助於租界這個“窗口”。有什麼辦法呢？在很多時候，文明的傳播就是在這種不平等的條件下進行的。
“外國地”裏的外國人到天津多半是爲了做買賣，賺錢，但同時也給了天津特別的機遇，使天津城市蘊藏着的經濟火花迸發出來，並開始燃燒，從而開拓了自身延續發展的價值，一越成爲“三北”地區的商貿中心，成爲一座孕育並承載着發展的城市，近代先進的思想文化也因此在天津得到了昇華，城市地位全面提升。
由此使我們想到，走向近代是歷史的大潮。無論世界哪個角落，一旦被捲入到這個大潮之中，便不得不改變自己固有的歷史架構、價值標準、觀念體系和成長模式，而走向全新的動態演進之路。（羅澍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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