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維新時期的天津，是新知識分子羣體的一統天下。他們既沒有得到直隸、天津等地方疆吏的明確支持，也沒有受到當局的掣肘，更沒有遇到舊派人士的公開反對。這是因爲天津是洋務派的主將李鴻章等人控制的地區，他們的洋務事業實爲維新運動的先導，與維新派的變法活動也沒有根本利害的衝突；洋務派的洋務活動和維新派的改革在本質上都是學習西方以求富國強兵，呼籲“用西洋之術”改造中國社會。
只是由於封疆大吏的政治地位使其不便公開支持激進的維新派，而對他們的變法活動採取聽之任之的態度，這在客觀上爲維新派的改革活動提供了極大方便。
甲午戰爭後，充任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長達25年之久的李鴻章奉命調任北京，接任直隸總督之職的王文韶，是一位開明、有作爲，且又謹慎、圓滑的封疆大吏，他贊成變法卻不輕易表露。更重要的是天津是一座歷史悠久的工商業城市，人口五方雜居，流動性和開放意識強，且因開埠通商和租界的設立而受歐風美雨的洗禮較早、影響較深，以及採西法、聘洋人傳授技術和在小站練新軍的各種影響，而使津人比較容易接受新事物。
因此天津接受西方文化和揚棄傳統文化的思潮來得較快，遂使天津傳統文化的積澱顯得不深，更沒有形成傳統文化的頑固堡壘，也沒有出現有勢力的守舊派。如此有利的社會環境爲天津維新運動提供了廣闊空間，爲維新派大展宏圖提供了極爲有利的條件。
雖然天津維新派的隊伍遠沒有北京、上海等地維新派的陣容強大，然而天津維新派的隊伍精幹，其代表人物嚴復、王修植(天津中西學堂總辦)、夏曾佑(天津育才館的教師和總辦)等人，有的精通西學，或中西兼通，有的中學功底深厚而思想開明，並執著地追求維新。他們都是新式學校的校長或教師，彼此交往密切，極力支持嚴復的變法主張，協助嚴復大張旗鼓地宣傳西方各種進步學說而不遺餘力，不但迅速推動了天津維新變法運動的高漲，而且還以嶄新的新學新知和現代性的變法理論武裝了全國的維新變法的志士仁人。(陳振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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