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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世昌不僅反對袁世凱帝制自爲，堅辭“相國”，不受“嵩山四友”，批評“志爲帝王之人多則國亂”；反對張勳復辟，聲討其爲“魯莽天裂”之行爲。此外，徐世昌拒敵僞的利誘和漢奸走狗的遊說，拒不出山當傀儡政權的首腦，晚節可風，愛國心誠可見一斑。
自下野之後，從1922年6月開始，徐世昌在天津做寓公，不聞政治，無出山之念，日以詩、書、畫自娛，生活無求。但自1931年“九·一八”事變發生後，徐世昌開始關心政治，靜觀時局的發展。1936年，西安事變發生，徐世昌聲明立場：“中國只有團結抗戰，才能救亡。”徐世昌對日寇一貫深惡痛絕，曾在華盛頓會議上利用矛盾，“拆散了英日同盟”，日本交換山東主權。日寇對東三省的野心，早在他督東三省時就已領悟很深，進行全力抵制和反對，收回了部分主權。而今日寇又捲土重來，吞併東三省之後，成立僞滿洲國，進而發動華北事變。“七·七”事變後，天津淪陷於日寇之手。作爲政治家，徐世昌雖然寓居津門，但對亡國滅種的局面也是憂心忡忡。他一再對身邊的人或者來訪的人說：“大敵當前，國內應團結協作，一致對外，方可挽救民族危機。”
“七·七”事變後的一天，一個漢奸突然到訪徐宅———今和平區泰安道，聲稱：“總統如能出山，和日本訂立親善條約，即可撤兵。”徐世昌看透了漢奸的賣國動機，以年老婉辭。日寇又不甘心，計劃從徐世昌的親人———胞侄徐一達身上打開突破口。徐一達就職於北京，日特妄想通過他請徐世昌出山，擔任華北的領袖。並表明“如成交，將北京市長一職給一達君”。徐世昌令徐一達赴上海躲開。
1938年初，日本大特務土肥原賢二約見徐世昌，但遭到拒絕。漢奸金樑等人曾是徐氏門生，任職於僞滿洲國，他們秉承主子意旨規勸徐世昌：“老師千萬別喪失良機，出任華北首領，這是爲了老師的晚節。”徐聞之憤然大罵：“你們太渾！你們知道什麼是晚節？像你們這樣，貪於一時名利，出賣整個國家民族，違背天理良心，這纔算晚節不保呢。”(郭劍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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