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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8年10月20日，天津《大公報》等多家報紙刊登了一則驚人消息：10月19日，天津警備司令部接到蔣介石密令，將長蘆四綱總王君直、郭少嵐、楊丹忱、李少舫看管，聽候查辦。這就是上個世紀20年代末轟動全國的“五綱總案”開端。
抓“財神”還是請“財神”？
按照報紙的說法，五綱總中的四位是被抓到警察局(其中一位因另案已被軟禁)，但實際上卻與此相反。五綱總之一、有京劇票友“三王”之稱的王君直先生的後人王守惇老人說，四位綱總是在警察局長曾延毅設的“鴻門宴”上，得知蔣介石抓捕密令，由於事情未明，甘願到南京對質。因此，五綱總的開端並不是被抓而是被“請”。
王守惇老人說，1928年10月19日，擔任長蘆鹽務蘆綱公所綱總(鹽商的首領、公所負責人稱謂)的王君直等人忽然接到警察局長曾延毅的請帖，曾邀請衆人下午在酒樓吃飯敘舊。與曾延毅交往密切的綱總們未曾多想，全部按時趕到約會地點。一進雅間門，4位綱總不由一愣，原來，天津警備司令傅作義也出現在酒桌上。
幾位綱總是見過世面的大人物，好不容易與傅司令同桌吃飯，自然少不了一番唱和。特別是有京劇票友“三王”之稱的王君直，席間乘興清唱幾段老譚的名段，聲腔迴轉之處，猶似老譚重生，直聽得衆人連連稱道。
酒過三巡之後，綱總們開始與傅司令套近乎，也不知誰說了句“司令今後有難處，需要我們幫忙，只管吩咐。”沒想到，原本的一句客氣話，竟然成了這場宴席的轉折點。曾延毅看了一眼傅作義，清了清嗓子，尷尬地說：“不瞞幾位，我和傅司令確實有件爲難事想請綱總們幫忙！”“別客氣，有事您說，我們一定辦到。”綱總郭春麟說。這時，曾延毅從口袋裏掏出一封電報，向衆人展開。不看便罷，一看電報上的電文，直嚇得幾位綱總酒醒了一半。
原來，這是委員長蔣介石的密電，電文要求天津方面將任蘆綱綱總的李寶詩(字贊臣)、郭春麟(字少嵐)、王益保(字君直)、楊承詔(字丹忱)和李玉麒(字少舫)五人祕密拘捕火速解送南京。曾延毅苦笑着說，“各位，咱們都是老熟人了，大家看這事怎麼辦好？”在座的幾位綱總將目光一下集中到王君直的身上，王君直向來以公道著稱，大家有什麼事都願意向他請教，遇到大事更願意由他拿主意。
“傅司令、曾局長，既然蔣總裁讓您做這件事，那就奉命行事吧，咱們交情歸交情，但還是公事公辦爲好，免得二位不好交代。不過，能否向我們透露，到底爲什麼他要抓我們？”“君直先生，我們確實不知道爲什麼。咱們都多少年交情了，要知道我能不說嗎。”曾延毅一臉爲難地說。
鹽商得罪蔣介石？
能夠被當時中國第一號人物點名抓捕，看來長蘆鹽商必然與蔣介石有過過節？但是什麼過節卻不得而知。
談及祖父等人被捕後的事情，王守惇老人說，五綱總被羈押後，天津商界譁然，總商會會長張品題前往公安局保釋，因是蔣介石密令，公安局不能做主而未成功。一時天津對“綱總案”緣起衆說紛紜。
王守惇告訴記者，綱總被關押的第三天即10月21日，天津各方面還未得到官方有關拘捕綱總的原由，蘆綱公所召開記者招待會，總商會祕書夏琴西代表蘆綱公所陳述了四綱總被捕的經過，並懇請報界主持公道，予以支持。然後王守惇之父王振鎧發言說：“現在中國系法治國家，此次當局逮捕四綱總，既無案由，又無手續，究竟是否合法，請各報注意……”此話正切該案件的要害，逮捕四綱總之時，既沒有向本人及親屬出示相關的手續，又沒有說明拘押的原因，使得天津各界都蒙在霧水之中。
在五綱總無由被拘押的第十二天，即10月30日，蔣介石終於覆電解釋原由，原文如下：“蒙電悉，拘捕綱總郭春麟一案，係爲追繳鹽斤加價、公運餘額兩款，特復，蔣中正。”
在清末民初的一段時間，長蘆鹽務曾經有過幾次加價行爲，通過這幾次加價，鹽務有了額外的收入500多萬元。天津當時的新舊鹽商由於存在矛盾，蘆綱公所就被人以私自加價牟取暴利的罪名密告了蔣介石。而蔣介石當時也是財政吃緊，聽說有這等事，立刻來了精神，馬上起草密電要求傅作義抓人。所以，天津鹽商與蔣介石沒有私人恩怨，完全是被人舉報經濟問題而被捕。
500萬外財違法？
這500萬元的收入怎麼來的，是否真的是私自加價牟取得來？曾經對這段歷史深入調查研究的文廟博物館邵紅女士揭開了鉅額款項的來源真相。
邵紅告訴記者，五綱總案最早的起因是清朝宣統三年(1911)出現的“十累商案”。清朝末年，承辦直豫兩岸61縣引地鹽商因借外國銀行貸款無力歸還而破產，清政府從大清銀行借貸了700多萬兩白銀，墊付了外國銀行的貸款，並把這些引岸收歸國有改爲官運。1915年，王賢賓等十累商的引地由長蘆全綱商人成立的長蘆公運共同承運，直豫兩岸稅率包加稅1元，作爲歸還銀行的款項，其他公運餘利歸長蘆綱商，至1917年上繳了800多萬元作爲歸還中國(即大清銀行)銀行的欠款，餘利200多萬元，這就是蔣介石提及的公運餘額。
鹽斤加價即津浦加價，1908年，清政府建津浦鐵路時，仿照河南興修洛潼鐵路的成規，長蘆鹽售價每斤加價4文，此項加價款交由不屬於蘆綱公所的四省公司收儲，1914年實行均稅制，每包400斤徵稅8元，舊稅及一切加價，一律免除，至1925年，四省公司共收儲公化銀310多萬兩。以上兩項就是蔣介石在回電中所講的鹽斤加價和公運餘額兩款。
但這500元是否應該歸政府所有呢？邵紅說，民國三年至民國七年，蘆綱公運已經繳稅800多萬元，對於這200多萬元的餘利，1927年11月，經中央指令長蘆鹽運使准予免徵，成爲蘆綱公運的合法收入。而四省公司是爲收儲保管津浦鐵路加價而設獨立組織，不屬於蘆綱公所，至1925年共收公化銀300多萬兩。此款先後由直隸行政官署、財政部、中國慈善會、水災助賑等項撥用或借用，均由四省公司負責人交代清楚，與蘆綱公運也沒有關係。但告密人很可能沒有將這些情況如實說明，對北方鹽務以及歷史來由並不清楚的蔣介石當然也不知道了。
蔣介石騎虎難下？
1929年1月，國民政府組成了“審訊長蘆鹽案委員會”，王寵惠任主席委員，馮玉祥、閻錫山、孔祥熙、趙戴文等任委員。1928年8月中旬，代理主席委員趙戴文開始審訊，五位綱總就長蘆公運、津浦加價、洛潼加價和四省公司四個方面起，除口答及書面外，綱總們提出了函電、文件及照片多件，經審委會編集證據計二十號(每號包括若干件)，另開清單與審訊記錄四本，書面質問及答覆一本，一併呈復蔣政府。在主席委員王寵惠呈覆文中，提出了兩點疑義，其中一爲蘆綱總郭春麟於民國五年十月就職，李寶詩於民國十年二月就職，王益保、李玉麒、楊承詔則於民國十六年九月就職，均在均稅(民三)實行以後，對於解交津浦四文加價大宗款項並未接受。
國民政府對五綱總的陳述無其他證據駁斥，於8月30日經過四次審訊結束，由出國回來的王寵惠呈復蔣介石准予保釋，遷入大華飯店聽候結案。
王守惇說，不論在哪裏居住，五位綱總的生活均沒有受到刁難，不但飲食無憂，而且有鴉片煙癮的還可以繼續噴雲吐霧，家屬可以隨意探望。但幾次審訊後，一直到1931年1月，審判人員再也沒有進行過審問，而且五位綱總除了不能離開南京，其他任何事情看管人員根本不予干涉，令五位綱總百思不解。
現在看來，審問情況上報蔣介石後，蔣發現真實情況與想象中相差很大，五位綱總案無法成立。但礙於地位，又不能馬上將五位綱總釋放，因此才採取拖延的戰術，目的是想在社會各界的注意力轉移後，再悄悄釋放。但由於王君直的病逝，蔣介石只好下令將其他人釋放。
兩年無頭案 判決好似“風波亭”
在靜待結案的長期羈押下，五位綱總心情鬱悶，身體健康受到影響，王君直的肝病轉爲肝癌，於1931年1月11日在大華飯店去世。王君直病逝的消息傳到天津，天津報界予以了詳細的報道。天津總商會於2月1日在總商會舉行追悼大會，自治事務鑑理處長劉孟揚的輓聯對王君直的遭遇深表哀痛的同時，並對國民政府釀製疑獄予以抨擊：“五人同去，一櫬先歸，遺體安抵故鄉，總算此身得解放。有何罪情，成茲疑獄，世事盡多悲劇，可憐到死不分明。”
王君直的去世令四位綱總觸目驚心，天津各界紛紛懇請國民政府早日釋放四綱總，經蔣介石同意其他四綱總於15日回津。2月16日天津《大公報》刊登新聞：“四綱總昨日抵津，共被羈押二十八個月……”後來竟以“事出有因，查無實據”爲由，諭知原告所控無據，對五位綱總，以手續錯誤負有責任爲理由，罰款50萬了結此案。一場無頭的官司，就這樣在或許有的聲音中開始，在或許有的聲音中結束。
此案件中，曾傳言閻錫山要劫持押解途中的五位綱總，此事是否屬實？閻錫山爲什麼要和蔣介石爭奪這五個人？明日本版給您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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