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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初年，天津出現了一個很特殊的社會階層，這就是“寓公”。其實，寓公在3000年前的春秋時期就有了，不過那時的寓公專指失去土地、寄居他國的諸侯。到了1300年前的唐代，寓公又泛指有官吏身份、寄居他鄉的人；本地人回原籍居住，是不能算是寓公的。
可是民初天津的寓公就不同了。當時的中國雖號稱“民國”，實際上中央政府被不同派系的軍閥所控制，真是“亂哄哄，你方唱罷我登場”。爲保全自己，先是一批失去權勢的晚清皇室貴胄、達官顯宦攜帶鉅額財產，來天津租界定居。很快，許多在混戰中敗績的軍閥，在政爭中失利的官僚政客，也紛紛跑到天津租界蟄居，窺測政局變幻，以求東山再起。再加上外國人在背後的操縱，天津一時間成爲了北京的政治後院，很多陰謀的策劃都是在天津進行的。所以當時的老百姓說：“北京是前臺，天津是後臺”。
在當年的天津寓公中，有退位的皇帝和王公大臣、遺老遺少，他們日夜夢想復辟。1931年在日本人的策動下，廢帝溥儀在黑夜中自海河登上了裝有炸藥桶的日本汽艇“比治山丸”強闖大沽口(準備陰謀一旦敗露就沉船滅口)；然後換乘日本軍艦“淡路丸”至營口。不久，僞滿洲國便在東三省出籠了。但在這一時期的天津寓公中，更多的還是各系軍閥和官僚政客，他們要佔到80%以上。後來這些人多半心灰意冷，或以讀書、收藏爲消遣，或捐助教育，或皈依佛門。像北洋政府的國務總理、陸軍總長靳雲鵬，於1921年組建居士林，重修大悲院，日後軍閥孫傳芳就是在居士林唸經時被刺的。更多的寓公則是投資房地產和工商業，建造了許多形態各異的小洋樓；這一時期天津城市和工商業的迅速發展，不能說與這些人毫無關係。
此外，寓公們高檔次的消閒和消費需求，又促進了天津通俗文化和餐飲服務業的發達。總之，形形色色的天津寓公，爲那時的天津造就了一個五花八門的社會斷面，這種現象十分值得我們重視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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