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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叔同“天津時期”的最後三四年間，國家正處於變者生，守者亡的緊要關頭。
1895年，李叔同進入輔仁書院就讀。他以飽讀經史詩文的優勢，加上聰慧穎悟，每次考課作文，只覺得有不盡之思需要寫出，往往在一格中書寫兩字，故有“李雙行”之美稱。他的文章，常常名列前茅，頻頻得獎。然甲午戰敗的痛苦教訓、維新思潮的推動，很快使李叔同意識到：“文章雖好，亦不足以制勝也。”他決定除了繼續精讀四書五經，再另行請人家教，學習外語和算術等新學。
李叔同曾以童生資格，連續兩年參加天津縣學考試，均未被錄取入學。在功名路上，他連個進身之始的臺階———秀才的資格都沒能獲得。原因何在呢？看一看他考卷的內容，即可明白。
1897年第一次參考，李作“策論”的題目爲《論廢八股興學論》。文中說：“竊思我中國以仁厚之朝，何竟若是之萎靡不振乎？而不知其故實由於時文取士一事。……昔時八股之興，以其闡發聖賢義理，可以使人共明孝悌之大原。至今則以詞藻爲先，以聲調爲尚，於聖賢之義理毫無關係……是此不革舊章，變新制，國家又焉能振乎？”“新制者何？”李叔同以爲，“莫要於天文地理機汽算學而已”，即所謂新學也。儘管微弱，卻也是要求廢除八股提倡新學的最早呼聲之一。
1898年第二次參考，李叔同作了兩篇課卷文章。其一爲《行己有恥使於四方不辱君命論》，慨嘆國家沒有人才。在李看來，所謂中國之大臣，多不學無術而又恬不知恥，讓這樣的人出使四方，怎能不辱君命，不傷國格呢？想避免這種窘境，最重要的是要通達外洋的“時務”，即新興的文化科技知識。另一篇題爲《乾始能以美利利天下論》，是一篇談論如何保護和利用國有資源的文章。文中提出，爲了免除“外洋無賴”之欺，“最切者”，莫過於培養自己的礦師；還需採取發行股票、合理徵稅等經營措施。
如果單純從文章學上說，曾有“李雙行”之稱的李叔同之文，自可龍門一躍，順利過關。閱卷者亦稱其文“熟而不俗，清而能腴，筆致秀潤”。但李這些文章的題旨，是以新穎的見解，鼓吹新學，倡導變革，不無離經叛道的意味。與儒學考試中代聖人立言的要求，是相去甚遠的。以腐儒們的眼光衡量，李之不能入選縣學，則是情理之中的事。
在《乾始能以美利利天下論》末尾，還有“士以器識爲先”、“應使文藝以人傳，不可人以文藝傳”等語。可見，李叔同在中年後反覆強調的這一思想，在其弱冠之前已經形成。
（金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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