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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是前面已提到過的李聖章(1889-1975)，名麟玉，以字行。他只比其三叔小9歲，叔侄倆是幼年時的夥伴，一起玩過和尚唸經等遊戲，感情很好。李聖章在留學法國時，曾與蔡元培、李石曾、吳玉章等發起成立“華法教育會”，並任祕書。1919年巴黎和會期間，作爲西歐中國留學生組織“國際和平促進會”和留法同學會的祕書，他前往中國代表團駐地，義正詞嚴地論理申辯，最終迫使(當然主要是因爲國內由此掀起的“五四”運動的壓力)陸徵祥等未敢在有損中國主權的和約上簽字。學成回國後，他先後在北京大學、中法大學等校任教授或校長。新中國成立後，曾任重工業部顧問、北京工業學院副院長、全國政協委員等職。
1921年後，李聖章與分別10多年的三叔弘一法師接上了關係。其時弘師正駐錫於浙江衢州。他在首次寫給侄子的信中，敘述了他此前的人生經歷和往後的打算，是一份極有價值的弘師傳記資料。有南社社員尤墨君，正在將弘師在俗時的作品編成《霜影集》一書，以廣流傳，弘師囑尤出版後，寄一冊給他的侄子李聖章，說：“聖章爲朽人俗家後輩之賢者，以此付彼，聊表紀念也。”以後五六年間，李聖章一直與弘師保持着書信來往，多次給他寄過旅資和請經書款；弘師則爲聖章刻過印章，寫過佛號和格言輯錄《晚晴剩語》等。1927年4月，聖章遵父命到杭州探望弘師時，看到三叔那種常人難以忍受的艱苦生活，不覺心酸落淚，曾多次勸其還俗，但弘師只說“有機會時回家看看”。
另一個侄子是李晉章(1895-1945)，名麟璽，以字行，桐岡三子。一生在銀行界工作。從少年時起，晉章就愛好金石書畫，故與其三叔常有藝事方面的交往。1911年，李叔同在津居留期間，曾爲時年16歲的李晉章，在扇面上題寫過馬君武《去國辭》五章中的一章(即誤傳爲李叔同1904年作《書憤》一詩)。還送他一對在南方定燒上有“叔同”二字的白瓷杯。受其三叔之影響，晉章亦愛好戲劇。在南開中學讀書時，曾和周恩來等演過話劇《恩怨緣》。李叔同出家後，很少操刀刻印，需要改換印章時，就請三侄晉章爲其鐫刻，並誇獎其“篆刻甚佳”。晉章還爲其三叔辦過購物、轉信等不少雜事。而關心弘師動向的俗家親屬和津門師友，還能知道他在佛門中的一些情形，也是因爲有晉章跟他聯繫的緣故。
在弘師的親屬中，較爲理解其出家之舉的，是他這位三侄李晉章。這是由於晉章自身，就有一定的佛化傾向。他有一禪號曰“雄河居士”。弘師給他寫信，就以此禪號稱之。弘師曾爲他寫過“洗心人讀經室”額紙一方。並讓其補寫自跋一段，以“說明此事因緣”。在其親屬中，弘師從三侄那裏，找到了談論佛法的共同語言。1942年10月13日，弘師在泉州圓寂，親屬中惟一書聯以挽的，也是他這位三侄。輓聯曰：“香火有因緣，劫來教誨親承，居諸不過年餘耳；音書久遲滯，聞道悲欣交集，想像真堪痛絕乎！”(金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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