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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問題始終困擾着天津文學研究者———作爲生養培育了李叔同、曹禺等文學大家的天津，是否有過文學創作。換言之，在整個民國時期，天津的文學創作究竟是沙漠還是綠洲？
在20世紀50年代的一次政協會上，民國通俗小說大家張恨水有幸到會，當茅盾向毛澤東介紹他就是《啼笑因緣》的作者時，他竟矢口否認。可見當年作者都在否認自己的小說爲文學。此後過了幾年，在一次現代文學史教材編寫會上，武漢大學程千帆教授忽發“奇想”，提出能否在現代文學史中增添兩章內容：一章是言情大師張恨水與劉雲若，另一章則爲武俠鉅子還珠樓主與宮白羽。這在當時環境下，無疑是“離經叛道”，因此其他教授在愕然之後，很快便將話題岔了開去。通俗小說別說是寫進文學史，即使連討論一下的必要都沒有。
這便是20世紀後半葉國人對民國通俗小說的態度。
其實我們如果從中國文學發展史的角度去考察，便會發現，通俗小說是中國文學的重要組成部分。問題出在清末民初。當時隨着改良羣治之啓蒙運動的興起，中國小說一下子由傳統型轉爲現代型，人們將小說擡到一種空前地位予以推崇。但隨着改良運動與辛亥革命的失敗，一度被“救世小說”累壞的讀者，此時便一下子投入到了“消閒有趣”的通俗小說的懷抱。民國通俗小說正是在這種環境下應運而生。但可惜的是此時受“五四”影響的一批新的通俗小說作家(以天津作家爲代表)尚未崛起，重操此業者大多爲晚清遺老遺少，這就決定了他們的創作不免要重蹈民前通俗小說的覆轍。也正因此，它曾遭到“五四”前後一批有責任感的作家的猛烈抨擊。
但我們也應看到，“五四”以後新文學的出現，在很大程度上是西學東漸的結果，非但作品帶有明顯的歐化傾向，而且在小說批評上也往往是用西方的小說觀念去觀照當時的中國小說。由此可見，民國通俗小說與新文學小說的衝突實際上是兩種文化觀念的衝突，而非如一般所言孰劣之別。只有將民國通俗小說與新文學小說合而視之，相互觀照，方能呈現出中國現代小說的完整風貌，這已是今天許多有識者的共識。
民國通俗小說分南北兩大陣營，南派以上海爲中心，在民初至20世紀30年代中期以前，曾經着實“熱鬧”了一番。但經過半個多世紀的篩汰，如今仍列入文壇者，卻寥寥無幾。而北派則以天津爲中心，在20世紀30年代以前，當南方已沸沸揚揚之時，天津除了董濯纓、董蔭狐、趙煥亭、潘鳧公及戴愚庵等幾人操觚鬻文外，基本上是一片沉寂。其後隨着劉雲若、還珠樓主、宮白羽等人的崛起，方纔使北派通俗文壇出現轉機，很快便與南派分庭抗禮，平分文壇秋色。此後不足幾年，隨着鄭證因、徐春羽、朱貞木、李山野、李燃犀等人的出現，天津的通俗小說遂由北入南，迅速風靡上海文壇，並以質量尚高一籌而使南派作品相形遜色，終將民國通俗小說創作推上輝煌的頂峯。(倪斯霆)
作者簡介倪斯霆天津《書報文摘》總編輯，副編審，先後在全國各報刊發表通俗小說研究文章數十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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