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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讀手示，敬悉先生心身均健，此是國家之福，社會之幸。因多少年來先生主持公道，以正義領導社會始終如一的精神，社會人士無不敬佩，非祥一人私念也。
將來一定看您去，還希望您多多指教。問您好！問您全家都好！
弟
馮玉祥敬啓
馮玉祥在信中毫不掩飾地流露出對宋則久的高度讚賞。宋則久是個商人，心思縝密、眼光獨到，把敦慶隆綢緞莊經營得譽滿全津；他也當過三兩年的官吏，位居河南省政府委員兼工商廳廳長，馮玉祥希望能借他之手改變河南省工商界的作風，但書生氣十足的他，並沒有能在官場一展身手，不久便卸任返津；他是個愛國者，一生爲振興國貨奔波忙碌，至1937年前後，他的國貨售品所的分所、分莊遍佈北平、天津、河北、山東、河南、山西、陝西等7個省市，職工達300餘人，經營全國商品達萬餘種，在提倡國貨、振興實業上起到很大作用。
他有一枚方石章，上面刻着“不息則久”，對於國貨，他也是“不息則久”……
提倡節儉上街賣國貨
宋則久給馮玉祥回信，寫出來的字都是禿頭禿腦的，就像一個初學毛筆字的人不知道該如何運用毛筆的筆尖，把整個毛筆都“撲”在紙上，見不到一點邊角。事實上不是宋則久不會用筆尖，而是他的毛筆根本就沒有筆尖。
他常對別人說：“物要用之以極。”他用的筆都是賬房上用過的沒有尖的毛筆。他用紙也很節省，有時寫信用的信封是舊信封翻過來糊上的。
這位名滿津門民族企業家的簡樸時常被商界中人偷偷笑話，就像笑話他沿街“叫賣”國貨一樣。
天津國貨售品所經常舉辦“國貨展覽會”、“國貨大競賣”。在天津市政協文史委員會收藏着一套9冊的國貨售品所《總務部公佈留底》，上面記載：國貨展覽會通常歷時1個月，除了應時應季的商品，連其他季節才賣的商品也統統拿出來展出；“各部裝潢，務求新穎，各貨標籤，務求精齊，以資壯觀”；買東西滿1元，還送紀念券。
每次競賣高潮時，宋則久都出動遊行廣告隊伍，由售品所同人組織的“法鼓”領先，後面跟着高舉寫有“勸同胞，用國貨，富人民，強中國”旗幟的人羣。有時他還帶人沿途散發傳單，當街演講。
這種吹吹打打的“出會”形式讓人耳目一新。他們亮出“提倡國貨”、“振興工業”及各類商業宣傳口號的布幡，上街遊行宣傳。針對一些百姓文化程度相對不高的情況，售品所還編出一些朗朗上口的順口溜，以利宣傳。比如“救中國，用國貨，國貨暢銷民安樂……”他的這種做法受到不少人的非議，認爲一個坐商沿街叫賣，有失身份，可他毫不在乎。
編唱歌謠宣傳用國貨
宋則久提倡國貨並非是從國貨售品所開始的。當年，由於中國工業不振，舶來品源源不斷，洋貨充斥市場，白銀滾滾外流。早在19世紀末20世紀初，宋則久便提出要救國必須振興實業、提倡國貨。他說：“救國必先救窮，救窮非提倡實業不可，提倡實業非維持國貨不可。國與民是分不開的，國富就是民富，國強就是民強，所以救國就是救自己。”
1912年宋則久在天津創立了直隸國貨維持會，會員發展到3000多人，培養了不少演講員，常到城廂附近幾個宣講所去講演，廣泛宣傳維持國貨。與此同時他還創辦了《白話報》，宋則久用天津味兒的大白話，編寫了不少順口溜，如“國貨好，國貨好，人人盡用本國貨，工廠多時閒人少。國貨好，國貨好，事浮於人工價漲，賺錢容易窮人少”、“洋貨好，洋貨好，每年進口數萬萬，雪白銀子不見了。洋貨好，洋貨好，中國工廠立不住，窮人遍地怎麼了”。
宋則久不放過任何一個宣傳使用國貨的機會。有一次天津縣教育局召開會議，宋則久抽空分訪與會人員，希望他們能積極宣傳維持國貨。宋則久與他們交換名片後，發現收到的名片全是日本貨，於是他便把售品所所用宣紙精裱細作的國產名片分贈給各代表，以示提倡國貨。
以身作則帶頭用國貨
雖然宋則久等人竭盡全力推銷國貨，但由於洋貨精巧便宜，國貨粗糙價貴，人們仍是爭相選購洋貨，可見維持國貨是一件很困難的事。敦慶隆的資東紀錦齋曾多次勸宋則久要回去任職，均被他拒絕。他說：“我幹綢緞洋貨，於己有利，於國有損；我幹國貨幹得好，國家收益多，幹得不好，國家收益少，但總歸對國家有益。我寧願犧牲小我而從公，絕不半途而廢。”
宋則久不僅提倡國貨，而且帶頭使用國貨。如直隸國貨維持會章規定：“生活所需，非必要不買洋貨。”清末庚子後，比利時商人在天津創辦了電車公司，宋則久爲了不讓自己口袋的錢流到外國人腰包裏，寧可自己走路，也絕不坐比商的電車。
宋則久的一輛人力車是舊式鐵皮軲轆的，車身笨重，拉着總是“喀喇”“喀喇”地響，車伕多次勸他買一副橡膠車胎換上，可他執意不肯。直到後來上海有了“雙錢”牌國產輪胎，纔買來換上。
抵制日貨抗壓售國貨
由於宋則久堅持提倡國貨，抵制外貨特別是日貨，因此爲日本人及其走狗所嫉恨。“五四”運動前後，有人造謠說天津國貨所摻雜售賣日本貨，宋則久當即登報聲明，如查處屬實，認罰1000元，結果沒有人能領到這筆錢。
1922年2月，又有人散發傳單，稱：“國貨售品所總理宋則久，派他兄弟從日本辦來汗衫1800打，藏在法租界本宅。”宋則久再次登報聲明：“如查出一打日本汗衫，認罰10000元。”結果也沒有人能領到這鉅額“賠款”，謠言自破。他的抵制日貨行爲讓日本人恨之入骨，以至於有一次日本人在日租界公會堂放映日本影片，前面加映出天津北馬路國貨售品所的門臉和宋則久的住宅樓，並附帶說明：“這是天津反日的大本營。”
1932年，國貨售品所的員工秦文藻進了一批女大衣，結果有人投訴說，上面的扣子是日本製造，秦文藻因此被記大過一次，還扣了半個月的工錢。此後，宋則久乾脆告訴員工，如果有買主定製衣物，所用零件沒有國產的，就讓顧客自己去買，售品所絕不經手。
1935年市面有出售“抗日”牌汗衫(汗衫上印有一婦女海浴用傘遮日光避曬的圖案，故名“抗日”牌)，該貨系由售品所批發部購進。日本人竟派出紅帽子(憲兵)越出日租界到北馬路國貨售品所，將批發部主任及會計趙萼樓、李俊傑二人抓走，嚴刑逼供，讓他們承認“受中國政府津貼做反日工作”。諸如此類的事在售品所發生過多次，但宋則久就是一把硬骨頭，堅持銷售國貨。
主持敦慶隆 名冠津同行
1899年，宋則久被“挖”到知名的大綢緞莊“敦慶隆綢緞莊”出任經理。那時候，他夜間睡覺，牀頭總是放着蠟燭、火柴、紙、筆等，想起什麼事，馬上隨手記下，以免忘掉。
宋則久對他經營的事業總是做到心中有數。他到上海進貨時，囑咐天津本櫃同仁，把庫存商品的花色、品種、數量等隨時報道滬莊，他在上海立賬登記，然後根據天津出庫日報，逐日逐項削減，隨時掌握天津本號的實際庫存量，不待庫存商品售完新貨即已發來，因此敦慶隆的綢緞布匹的花色品種都比別家齊全，從沒有出現斷檔的情況。
舊社會商店，一般是早開門，晚關門，依營業情況而定，時間不固定。宋則久出任經理後，按不同季節規定營業時間，無論颳風下雨，每天準時開門，不到時間，絕不關門，這在當時是絕無僅有的。1912年，袁世凱在北京、天津和保定搞了一場“兵變”，史稱“壬子兵變”。天津兵變是正月十四，事先已傳出種種風聲，因而鬧得人心惶惶。往年家家張燈結綵、熱鬧非凡的估衣街，此時變得冷冷清清，大小店鋪均已上了門板，獨敦慶隆一家照常營業，直到聽說變兵從東站下了車，並聽到遠處傳來槍聲才關門。事後，敦慶隆又是第一家開門營業，聲譽傳遍津門。
教徒不藏私培養多面手
舊社會商店學徒，只是略有些“專業”知識，會打算盤，不講文墨，宋則久卻提倡學徒們學文化。在國貨售品所時，宋則久把學徒們組織起來，成立了一個“教授班”，他自編講義，授以商業應具的技能與常識，並設專人講授如何寫信、記賬，此外還做技術表演，如對商品的量較、摺疊、包裹、權稱以及打算盤、收款等。請老師教文學、英語、日語、歌詠、絲絃、管樂、球類、太極拳，還組織排演新劇、魔術等集體活動，給學徒們以德智體羣四育的培養。
宋則久有感於外國商業有專門的學校，而中國則多是讀書不成的人才去經商，素質較差的問題，1902年，他創辦了商務半夜學堂3處，以後又辦了3期售品所商業補習班。爲了掃除文盲，他還創立了12處售品所通俗學校。爲普及教育，自己出資創立了6處宋式私立小學。
宋則久常常鼓勵學徒們：“人要活到老，學到老。你們要好好追求，成爲從事商業有才幹的人，使那些想拿錢做買賣的人，都到咱們售品所來請人做領導。”
宋則久簡歷
宋則久(1867-1956)，又名壽恆，天津人，民族資本家。
1882年入義德泰布莊學徒廠。
1899年擔任了天津屈指可數的大綢緞莊———“敦慶隆綢緞莊”的經理，使該號營業暢旺，譽冠全津。
1905年10月在商會註冊開辦天津造胰股份有限公司，擔任第一董事。
1910年，宋則久和李煜瀛等20人發起國外工商圖進會。正是這一切使得宋則久贏得了實業界的信任。1911年6月成立天津工務分會，宋則久被推選爲第一任總理。
1912年，宋則久爲中小各企業籌集資本，開闢貨源擴大銷路，創辦了“直隸國貨維持會”，任會長。
1913年，獨自接辦了工業售品所，自任經理，又創辦救國儲金會。
1916年10月1日-31日，宋則久以工商研究會的名義舉辦了天津商辦國貨展覽會。
1919年“五四”運動中，宋則久與馬千里一起聯絡各界組成了“抵制日貨委員會”。
1924年任津總商會董事；1925年任天津國民會議促成會主席；1928年在河南開封由馮玉祥出資設立國貨商店，任總經理；1929年任河南省政府委員兼工商廳廳長。
1931年回到天津任售品所監察人、董事長。日本侵佔天津後，宋則久避居北平香山，1956年病逝於此，享年88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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