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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墜子名家鞏玉屏
舊時，人們把藝人撂地賣藝的露天演出場所俗稱爲“明地”。北京的天橋、天津的三不管、南京的夫子廟是全國最著名的三塊明地。雖然是“風來吹，雨來散”、“颳風減半，下雨全無”的明地，但也有其衍變發展過程。
藝人們在天津的撂地演出，最早大約是在庚子年(1900)前後，北城根、西城根(今北馬路第二中心醫院至西南角)是天津最早的兩塊明地。當時在此演出的有來自全國各地的民間藝人、流浪藝人和本埠的座底藝人(即沒班沒戶的零散藝人)，以及藝術雖高但沒有機會進園子的藝人。他們都爲了養家餬口而走到一起來了。
撂地用行話說叫“圓黏子”或“劃鍋”，即用白沙撒字或瓦茬在空地上畫一個圓圈，以作觀衆與演員的界線，觀衆站在外面看玩意兒，演員在這個“鍋”裏賣藝掙錢。這種形式把觀衆與演員的距離一下子拉近了，更加強了演員與觀衆的溝通，也鍛鍊了演員處亂不驚的演藝和臨場的即興發揮。比如，一次萬人迷在南市說相聲，正說到結婚時新娘子進婆家門之前要“邁火”，以求驅除邪氣，也預示着將來的日子過得紅火，但有時也會弄巧成拙，釀成火災出了人命，把喜事辦成喪事。正說着，從後面過來了一輛響着鈴的救火車，觀衆們聽到動靜都循聲看去，萬人迷就現場抓哏說：“老幾位看看，這又指不定誰家娶媳婦着火了！”贏得場內的一片笑聲。
隨着藝人們不斷涌入津城，天津明地的曲種也空前的繁榮多樣，但同時出現了藝人多、園地少的矛盾，於是藝人們就隨意擴展老明地，開發新明地，短短的數年間，就出現了相當規模的八塊明地：三不管、鳥市(大衚衕西)、謙德莊、小營市場(北站新大路西口)、北開(東至金鐘橋，西至北營門，南至三條石大街北面，北至鐵道根)、三角地(西門北往西一直至畫眉店)、新三不管(也叫六合市場)和地道外。此外，也有一些零星的地方，但不成規模。這些明地也被稱爲“鍋地”、“雜霸地”，就是說這些地兒來得人雜，三教九流無一不有。
在這八塊明地中，佔地最廣、藝人最多、曲種最雜、遊人最多的當屬三不管、北開和地道外。每天早晨八點一過，這三塊明地就百行齊作、百戲雜陳、遊人如織了。藝人們雖都是撂地餬口，但也不乏身懷絕技之人，如相聲界的萬人迷、張麻子、焦德海、焦少海、於福壽、常連安父子以及郭榮起之父郭瑞林，說評書的趙連璧、胡連成、吳志子，還有改怯大鼓爲京韻大鼓、鼓王劉寶全的業師王慶宏等人，他們都曾在這幾塊明地上演出過。
藝人的明地演出，使一些從未進過戲園子的窮苦老百姓也能欣賞到各個地方曲種的藝術，培養了一大批欣賞各個曲種的觀衆羣，使各個曲種植根於廣大羣衆之中，深入人心，這些觀衆經常聚集在一起，對其喜愛的曲種、演員進行評比議論，進一步促進了他們欣賞水平的提高，同時也促使演員不斷提高演出水平和藝術水平，以此來滿足觀衆。因爲早期明地演出的多爲曲藝節目，所以天津形成了龐大的曲藝演出和欣賞羣體，使天津成爲“曲藝之鄉”。
20世紀20年代前後，明地由圓形變成了長方形，並逐漸設置了條凳，中間擺上了“迎面桌”，演員身後由客座變成了演員休息、候場區域，於是三面觀衆的劇場趨勢大體形成。明地的藝人競爭相當激烈，因爭奪客人發生口角甚至大打出手的事時有發生。爲了儘量避免爭鬥，藝人們就想出了立竿佔地、扯繩爲界的辦法，隨後又在自己的“鍋地”架起了籬笆圈，拉起布棚，也有建成簡陋房屋的。
隨着藝人的日益增多以及明地的不斷擴展開發，大棚、茶園也便應運而生。特別是從辛亥革命到“五四”運動這段時間，天津的大棚、茶樓、書場如雨後春筍，遍地皆是，最多時達一百七八十處。雖然戲園子、茶樓比比皆是，但明地演出的藝人仍大有人在，一直到解放後，天津的明地仍然存在，但規模已經小多了，在那裏表演的，也多爲雜耍和一些打把式賣藝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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