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纖繩帆影裏，六百年天津繁華若夢。
乾隆年間三岔河口一帶的景觀。
北運河上航運繁忙的景象
燕王朱棣帶兵南下跟他遠在南京的侄子拼命的時候，天津還不算是座城市。也許是爲了表示自己南征的決心，這位未來的皇帝給這個小渡口取名“天津”。
仗打贏了，朱棣卻不想再在“虎踞龍盤”的金陵呆着了(想更好地統治北方領土也好，怕再聞見同門相殘的血腥味也罷，反正具體原因他沒告訴我)。朱棣把家搬到了大都，順手又給這兒改了名字，叫北京。
爲了在北京城睡覺的時候能安生點兒，朱棣和他的兒子們在天津屯了兵，設了衛；爲了能讓自己吃上飯(當時北方農業生產的元氣還沒有恢復)，朱棣又開始踅摸囤糧的地方了。
天津離北京夠近，既有四通八達的河道又有臨海的港口，足以運糧囤積轉運京城。得，就是這兒了。
不知道朱棣在做這個決定的時候有沒有感謝過前人爲他做過的鋪墊。比如隋煬帝開京杭大運河時留下的底子，以及已被他們家趕回漠北的蒙古鐵騎下過的功夫。但他一定很清楚在離京城最近的地方，他需要一個糧倉，一個鹽罐和一個錢包。
於是天津衛開始忙了，這一忙就是幾百年……
門泊東吳船
水到津門始言商
天津的商業與水有着不解之緣。天津的商業也起於水上運輸。
東漢末年，曹操出於軍事運輸的需要，從東漢建安十一年(公元206年)開始，先後開鑿了平虜渠、泉州渠和新河渠三條運渠，這是天津歷史上最早的人工河流。華北平原上大大小小300餘條河流匯入海河，四通八達的水網河道在當時就已初具規模。大業四年(公元608年)，隋煬帝爲東征高麗，命令開鑿永濟渠，“自洛口開渠，達於涿州郡，以通漕運”，貫通南北的大運河從此形成。大運河把黃河、淮河、長江和華北平原諸河水系連成一片，使得地處運河北端、兼有河海航運之便的天津地區的地位更趨重要。
到了元朝，天津地區因既臨海又有運河便利，迅速成爲了集海上運輸和運河運輸於一身的轉運港口。憑藉有利的地理位置，大直沽和三岔河口很快就發展了起來。
公元1282年元朝開通海運，南方的漕糧從劉家港啓程，經海上進入海河，在大直沽轉運糧食，再通過北運河運入大都。開通海運不到十年，元政府便在大直沽設置了接運廳和臨清萬戶府，爲此元朝將原先的“直沽寨”重新擴建和改造，建立了海津鎮。這也爲天津成爲數百年來北方商業重鎮前的騰飛墊上了最後一塊磚。
到了明朝，隨着社會經濟的發展，天津所要承擔的“南糧北運”任務也更加繁重。據《明史》記載，從永樂元年(公元1403年)，天津地方官負責總督海運，在大直沽興建能容納百萬石糧食的大型倉儲基地。最開始，明朝走的也是元朝“河海並重”的路子，但由於海運貨物損失較大，明朝從公元1411年開始積極疏通大運河，用了四年時間終於使杭州到天津、通州的南北水路全線暢通。經過幾十年的經營，到15世紀末，每年經天津轉輸的漕糧已達400萬石左右。
天津地區自古就有得天獨厚的鹽業生產條件，到了明中葉以後，渤海灣西岸鹽場逐漸採用曬鹽技術，天津地區的鹽產量大大增加，且質優價廉。到了清代更是成了蘆鹽的產銷中心，數百年來蘆鹽一直由天津源源不斷地運往中原地區。天津得河漕、海運和蘆鹽之利，很快就吸引了大量商賈的注意力。
據《天津衛志》上記載，明朝中葉的天津自城西北沿河一帶遍佈大大小小的糧店，南方來的大糧商在此卸貨，然後把糧食轉賣到北京，其交易規模動輒上百萬石。在這些商人中也誕生了天津最早的一批“百萬富翁”，天津著名的“八大家”中就有半數是靠販運糧食起家的。
當時的明朝政府很鼓勵商人做買賣，規定每艘漕運船可以夾帶二成貨物，這一政策大大提升了商人們的利潤空間，也極大地帶動了整個天津商業的發展，天津最早的商業區也由此應運而生。
天津最早的集市和商業區出現於明宣德年間(公元1426年-1435年)，到弘治年間(公元1488年-1505年)，又增設了十集一市，其中最興旺的五個集市都集中在城東、北門外河沿一帶。集市大大活躍了天津市場，這時的天津已成爲中國北方的商品集散地。此時的天津，雖然只是一個衛所，但已經具有大都會的雛形了。
天津商業沿河發展的局面一直持續到了清代。商業行會集中的鍋店街、估衣街、針市街、北大關、缸店街、茶店口、肉市口、糧店街、魚市、驢市口，都集中在沿河西岸。到了清康熙年間，執行多年的海禁被取消，天津的“運河經濟”重新回到了“河海並重”的局面，江南產糧區的漕糧、沿海的蘆鹽、江南的絲織品沿河海兩線源源不斷地運往天津週轉集散，天津商業也迎來了一個空前繁榮的時代。隨着商業的發展，從事匯兌業務的錢莊在天津應運而生，天津的票號錢莊聲名遠播大江南北，商業與由它衍生而來的金融業使天津進一步發展成爲中國北方的商貿中心。
萬戶買賣聲
兩河富貴兩岸商
正如前文所提到的那樣，天津最早的商業區都集中在運河沿岸。舊時江南來的船，必先經南運河再經三岔河口轉北運河運達北京。過往客商和行人，多在這裏停留歇息，或者買賣交易，逐漸形成了俗稱的馬頭東街。
從南方來的縴夫、船工和搬運工多數不習北方寒冷的天氣，但這些人生活大都貧苦買不起新衣，只有買些舊衣服穿。買賣的人多了，此地逐漸就出現了許多專門賣舊衣服的店鋪和攤點，在這裏衣服可議價出售。後來這些店鋪賣出了名堂，很多外地客商甚至到這裏專門批購舊衣，再運回南方銷售。這便是“估衣街”的由來。
沿南運河向西便是北大關。清康熙四年，天津鈔關移駐於附近的甘露寺一帶。當時的鈔關主要是負責徵收水陸出入貨物的稅銀，每年秋令時節，來往商賈雲集，貨物堆積如山。由於來往人多爲方便商旅通行，公元1716年，北大關建起第一座浮橋，因鈔關在此，又稱鈔關浮橋。除了北大關浮橋外，南運河至三岔河口一段上還有院門口和窯窪浮橋。而當時全天津也僅有6座浮橋。南運河一帶的繁華由此可見一斑了。
正是因爲漕運興盛，交通便利，北大關至大衚衕、估衣街一帶才能在幾百年時間裏一直享譽中國北方，成爲中國最早最著名的商業街。
除了南運河之外，三岔河口與北運河沿岸也帶動了周邊地區的商業發展。作於清朝乾隆年間的《潞河督運圖》畫的就是當時三岔河口一帶的風貌，從畫中可以看出那時兩岸的店鋪已經相當多了。
三岔河口地區的商業繁榮主要得益於媽祖文化。天津的天后宮建於元泰定三年(公元1326年)，從修建時間和規模上看僅次於福建莆田天后宮(建於宋代)，位居全國第二。
媽祖文化給天津提供了巨大的商機。每年到了舊曆三月的皇會期間，很多善男信女紛紛來這裏燒香還願，有些甚至是不遠數百里而專門趕來的。大量的人流乘船自海河、南北運河而來，使得沿河兩岸特別是天后宮周邊的宮南、宮北兩條街的商家生意興隆，尤其是餐飲、住宿以及與燒香有關的各個行業，每年的利潤都相當驚人。
堪比陶朱富
莊頭閒坐說大家
天津靠鹽漕兩道起家，早年的天津人也靠鹽漕致富。天津歷史上有“八大家”之稱，其中天成號韓家、楊柳青石家、土城劉家與正興德穆家祖上都是販糧起家，而長源楊家、振德黃家、益照臨張家和益德裕高家則是世代鹽商。
從明朝初年到清代中葉，隨着天津商業的不斷髮展，以“八大家”爲代表的天津糧商和鹽商積累了大量財富。而“大家”之間的擺闊和鬥富現象數百年來從未斷過。
據史料記載，“八大家”擺闊的手法頗爲“講究”。聘閨女的時候要講“過嫁妝”，娶媳婦要講“亮轎”，女兒的陪嫁和男方的彩禮非價值連城，令衆人驚羨不可；死人要講“出大殯”，生孩子“百歲禮”，流水席開三日，停靈七期、誦經七七四十九天是斷不能少了的。日常“一飯萬金”的場面更是屢見不鮮。
與“大家”們的居所相比，他們在日常生活中的競相攀比和鬥富奢靡可算得上是“小巫見大巫”。清乾隆年間，大鹽商張霖修建了園林住宅問津園(今中山公園一帶)，其中曲水迴環，堪稱津門勝景。其後，另一大鹽商查日乾又在南運河南岸修建了水西莊(今芥園附近)。水西莊佔地百畝，集各地園林建築之精華於一身。乾隆皇帝南巡路過天津就曾居住在水西莊，其奢華程度可見一斑。
天津其他“大家”雖不像這兩家如此張揚，但也廣置深宅大院，其房產遍佈舊城、鼓樓東西、宮北大街、估衣街、針市街西頭等繁華之地。如天成韓家僅在玉皇閣附近的私宅就達百餘間，正興德穆家和振德黃家在針市街西頭、長源楊家在宮北大街也擁有四進、五進的庭院住宅。
到了清朝末年，“八大家”逐漸開始走上了下坡路。不少“八大家”的子弟後人玩物喪志，沉迷於養花養鳥、鬥蟋蟀等。其中振德黃家的五少爺因爲鬥鵪鶉，轉眼間就輸掉了祖上傳下來的一處大四合院。很多人數年內便耗盡家財，以致家道中落，一生潦倒。
不過在“八大家”中也有一些人潛心藝術，傾力辦學，爲後世留下了不少佳話。天津第一所學校“三取書院”和第二所“問津書院”，就是由長蘆鹽商支會和鹽商查爲義捐資設立的。康雍年間的安歧和晚清時期的李善人更是當時有名的藏書家和鑑賞家。(郭詩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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