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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通俗小說史專家倪斯霆
在十年前的一次天津出版志研討會上，羣賢畢至，各抒己見。舉凡民國時期天津科技、衛生、文教以及工農業等方面的圖書寫作與出版，均列入了編撰提綱。但在文學創作與出版這個全國出版志均要重要表現的門類上，大家卻相對無言。面對冷場，我提出一個疑問———通俗小說算不算文學?如果不算，那作爲當時北方最大商埠的天津，確如人們所言，是文學的沙漠，而非綠洲；如果算，那就不是沙漠與綠洲的問題，而是如何看待這片綠洲了。循此思路，會上便展開了爭論。前些年出版的天津出版志也終於將民國天津通俗小說創作與出版列入了專章。
其實，這個困惑不光在近年來的天津出現，自新中國成立後中國大陸各個地區均表現突出。
其實我們如果擯棄偏見，從中國文學發展史的角度去考察，便會發現，通俗小說是中國文學的重要組成部分，“溝通世俗”是中國小說區別於它國小說的一個重要標誌。問題出在清末民初。當時隨着改良羣治之啓蒙運動的興起，中國小說一下子由傳統型轉爲現代型。一時間，人們將小說擡到一種空前地位予以推崇，大量翻譯引進域外文學及文藝理論，務求小說走向“高雅”，甚至達到脫離大衆的地步。但隨着改良運動與辛亥革命的失敗，小說的潮流便急轉直下，一度被“救世小說”累壞的讀者，此時便一下子投入到了“消閒有趣”的通俗小說的懷抱。民國通俗小說正是在這種環境下應運而生。但可惜的是此時受“五四”運動影響的一批新的通俗小說作家(以天津作家爲代表)尚未崛起，重操此業者大多爲晚清遺老遺少，這就決定了他們的創作不免要重蹈民前通俗小說的覆轍(此種狀況直到上世紀30年代天津通俗小說作家羣崛起後方纔得到改觀)。也正因此，它曾遭到“五四”前後一批有責任感的作家的猛烈抨擊，這在當時歷史背景下無疑是切中時弊。
但我們在肯定這種批評所具有的積極因素的同時，也應看到，對這種文化現象的臧否評估，首先應將它放到大文化系統中去加以考察。“五四”以後新文學的出現，在很大程度上是西學東漸的結果，非但作品帶有明顯的歐化傾向，而且在小說的批評上，也往往是用西方的小說觀念去觀照當時的中國小說。民國通俗小說與新文學小說的衝突實際上是兩種文化觀念的衝突，而非如一般聽言孰優孰劣之別。只有將民國通俗小說與新文學小說合而視之，相互觀照，方能呈現出中國現代小說的完整風貌，這已是今天許多有識者的共識。
民國通俗小說分南北兩大陣營，南派起步較早，以上海爲中心，在民初至30年代中期以前，曾經着實“熱鬧”了一番。但經過半個多世紀的篩汰，能夠流傳下來並在今天的讀者中產生影響者，卻只有寥寥幾部。而北派則以天津爲中心，起步較晚，在上世紀30年代以前，當南方已沸沸揚揚之時，天津除了董濯纓、董蔭狐、趙煥亭、潘鳧公及戴愚庵等幾個操觚鬻文外，基本上是一片沉寂。直至30年代以後，隨着劉雲若、還珠樓主、宮白羽等人的崛起，雖與南派相比，他們人單書寡，但卻佳構迭出，以少勝多，很快便與南派分庭抗禮，平分文壇秋色。此後不足幾年，隨着鄭證因、徐春羽、朱貞木、李山野、李燃犀及望樹樓主等人的出現，天津的通俗小說遂由北入南，迅速風靡海上文壇，並以質量尚高一籌而使南派作品相形遜色，終將民國通俗小說創作推上了最高峯。
輝煌雖然客觀存在，然而遺憾的是，多年來我們的學術界被一種偏見與固執所束縛，對民國時期天津通俗小說的創作與出版採取了一種“虛無”態度，這是極不公允的。因此，重新評估這些小說在文學史中的地位，還天津乃至中國現代小說史抑或文學史以本來面目，在今天已是顯得十分必要。可喜的是，近年隨着堅冰的打破，民國天津通俗小說的重印、研究以及投拍影視已顯出方興未艾之勢。雖然前些年在建天津近代人蠟像館時，曾有過欲將劉雲若與宮白羽收入而未果的遺憾，但建在首都的中國現代文學館卻已將劉雲若、宮白羽及還珠樓主三人選入，並各列專櫃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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