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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適是研究《水經注》的大家，曾寫過不少專論。不過，當發現自己有些專論的觀點是錯誤的時候，他敢於糾正自己的錯誤觀點。這是在他向天津圖書館借閱了館藏全校本《水經注》之後發生的真實故事。
胡適曾寫信給顧廷龍先生，講述自己向天圖借閱全校本《水經注》的經過，他說：“我民國卅五年七月底回到北平。那時傅沅叔(增湘)先生正在大病之後，不能說話、行動。但心神始終很清明，我不敢多驚動他。承他的長公子晉生先生把他家珍藏的殘宋刻本《水經注》十一卷有零、孫潛校本十六卷都借給我校勘了。我等到去年(民國卅六年)四月，看見他老人家精神更好了，纔敢問他那部“全謝山五校稿”現在何處。沅叔先生記憶力還很好，用大力氣說出了“天津”兩個字。恰好次日，唐立廠(蘭)先生到天津去，我就託他向河北省立圖書館(今天津圖書館)商諧。這部稿本不曾被著錄在《直隸省立圖書館書目》裏，承館長井守文先生的好意，在善本書的架上去尋找，居然在灰堆裏尋出了一大包，果然是傅沅叔先生在前清末年買到的《全謝山五校水經注》的真本！唐先生把這部稿本帶回北平給我看。”1995年顧廷龍將此信內容親手錄副一紙，從北京寄給筆者備查。今談胡適故事，此信恰好用上。
受胡適委託，唐蘭向天圖商借全校本《水經注》，經時任館長井守文同意，於民國卅六年四月二十四日借出。一週後，胡適致信井館長，說：“這兩部書(當時還順便借走館藏練湖書院本《水經注》一書)都很有用，全校《水經注》尤其可貴。我很盼望先生能允許我多借用一些時候，我當細細作一番校讎的工夫，並寫一篇考證的短文。”到了民國卅七年四月，胡適借書已經一年。把書借走這麼長時間，這在圖書館確實是一個特例。又過了四個月。到了八月十六日，井館長致信胡適，催還借書。同月二十一日，胡適回信，說：此書“確係全謝山五校真本，已是天地間僅存之孤本了。擬寫一長跋，請允許再留一二個月。”再後來，時局趨於緊張，考慮館藏善本安全，井館長指派館員把書取回。不久，胡適即飛離北平。
經過一年多的細細研究，胡適對天圖藏的這部善本書有了全新的認識，頗有收穫。他在《證明<全校水經注>的題詞是僞造的》一文的封面寫到：“在卅六年，我已開始承認‘序目’是真的了。我在卅七年以後，始承認‘題詞’是真的。此篇主題是錯了的。”他又在《<全氏七校水經注>辨僞》一文上寫到：“此篇是錯誤的。”一位名望很高的大家，在學術研究上有勇氣改正自己的錯誤觀點，確是難能可貴的。同時，還澄清了酈學史上的一樁公案。(李國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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