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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開的木齋學堂，1937年被日軍炸燬。
南開早年的化學實驗室
嚴修張伯苓
知道中國的，便知道有個南開中學。天下人誰不知，南開有個嚴校董、有個張校長！這裏的嚴校董和張校長分別是指嚴修、張伯苓，這兩位都是天津著名教育家，兩人不僅聯手創辦了南開中學、南開大學，並最終使南開成爲名噪寰宇的學府，對天津、對南開的巨大貢獻足以使後世“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天津《大公報》曾發表社評稱讚嚴修“不愧爲舊世紀的一代完人”；而張伯苓也因他那“清逸的風度，敏感的觀察，永恆不息的熱心與毫無污點的人格”而被人們稱頌。
變法失敗辭歸故里
自家宅院興辦西學
嚴修字範孫，號夢扶，因爲曾在清翰林院任職，人稱嚴翰林。可正是這個翰林，最終勇敢地走出迂腐的封建堡壘，率先大聲疾呼：中國自強之道，端在教育，創辦新教育，造就新人才。
嚴家世居天津，累世鉅富，代代官紳。嚴修早年受過系統的封建科舉教育，中進士、點翰林，終於攀上封建統治階層，做過清朝翰林院編修、貴州學政、學部侍郎，掌管全國的教育。但是，嚴修不同於一般封建官吏，強烈的民族正義感和敏銳的洞察力使他較早地看到了世界潮流和國勢漸危的嚴峻。
於是，他1897年向光緒皇帝上書———《奏請設經濟科折》，建議開設經濟特科，改革科舉制度，被梁啓超稱作是“戊戌政變之源點”。雖然光緒批准了他的奏摺，卻惹惱了以慈禧太后爲首的保守勢力。最終，戊戌變法失敗，譚嗣同等六君子被殺害，康有爲、梁啓超流亡國外，嚴修的處境也很險惡。悲憤中，他辭去官職，返回故里。
在隱居期間，他多次婉拒與他關係甚密的袁世凱要他進京爲官的邀請，而致力於天津的教育事業，以自己的家宅爲基地，進行改革舊式教育，興辦“西學”的試驗地點。首先，他大力推進民間辦學，使舊的私人辦學格局成爲一種新的教育模式。一方面，改造私塾，添設西學課程，使一向誦讀“四書”、“五經”的場所逐步向新式學校過渡；另一方面，聯合熱心教育的人士興辦民主學校，帶頭改良嚴氏家塾，聘張伯苓教授英文、數理化等新知識，並以此爲實驗基地，示範和帶動天津地區的教育。
棄武從文以求富強
創辦新學名噪寰宇
張伯苓，名壽春，字伯苓，6歲時就入私塾讀書，甲午海戰中國的慘敗使他走上廢科舉創辦新式教育、變法維新以求富強的道路。
1891年，張伯苓考入北洋水師學堂。北洋水師學堂是洋務派代表人物、北洋大臣李鴻章爲培植北洋海軍人才而建立的，在那裏上學的多半是留英學生，用的是洋文，唸的是洋書。總之，到這裏來上學，叫做上洋學。清政府爲吸引學生，不但學費全免，還管吃管住，這對家境日趨貧困的張伯苓確有很大的吸引力。他在水師學堂如飢似渴地學習近代科學知識，大開眼界，不僅成爲航海駕駛班最好的學生，每次考試更是名列前茅。
按《北洋海軍章程》規定：“駕駛班學生在學堂習完四年畢業，派上練船學習船藝一年，送原學堂再習三月，然後撥人槍炮練船，再學三月。考覈及格，派歸兵船差遣補用。”1894年，張伯苓和十八名同學被派往北洋水師艦隊實習，當時正值朝鮮東學黨之變，清政府出兵平亂，日本也趁機出兵尋釁，引起中日甲午戰爭。戰爭爆發後，清政府的海陸軍被擊潰，於是急調北洋水師增援。張伯苓隨北洋水師艦隊參加了這一歷史性戰役，但最終抱恨而歸，使其愛國熱忱受到了沉重的打擊。
甲午戰敗之後，滿清政府國事日頹，1897年，英、德、法、俄、日等帝國主義列強，紛紛染指，妄圖瓜分中國。日本強迫清政府訂立關於結束中日甲午戰爭的《馬關條約》。俄、法、德三國以迫使日本交還遼東半島有功向中國索取報酬，德國租佔膠州灣，俄國強租旅順、大連，法國租佔了廣州灣，而英國強租九龍與威海衛。帝國主義強盜的協議既成，張伯苓隨清廷大員乘船前往山東辦理接收和轉讓手續。船到威海衛的頭一天，降下日本的太陽旗，升起中國的青龍旗。第二天，又降下中國的青龍旗，升起英國的米字旗。張伯苓目睹“國幟三易”這一喪權辱國的場面，不禁義憤填膺、五內俱裂，認爲海軍報國無望，毅然退役，希望廢科舉，變法維新以求富強。
東渡扶桑考察教育
攜手締造名校南開
甲午海戰大失敗的教訓，使張伯苓下決心創辦新式教育。而此時嚴修也正在倡辦新學，於是張伯苓在1898年進入嚴氏家塾。張伯苓在嚴館執教時期除教授學生學習英文、數學和理化外，還提倡體育。那時沒有體育設施，張伯苓就在院子裏放兩張木椅，上面架一個雞毛撣子的長竹杆，作爲跳高的橫杆，讓學生把長辮子盤在頭上，撩起長袍的衣襟，學跳高，這在當時絕對是令人耳目一新的罕見之舉。
爲了學習日本對教育的重視及辦學規模和教育方法，嚴修與張伯苓東渡扶桑，1904年，二人考察日本教育歸來之後，在改革嚴氏家塾的基礎上，在嚴宅設立正規的敬業中學堂，這就是南開學校的前身。1907年改名南開中學堂。最初，該校僅爲一所中學，張伯苓任校長，嚴修作爲校董，以後逐步發展壯大，爲南開奠定鞏固的始基。嚴修不僅以個人財力、物力資助學校發展，而且在教育思想和辦學方向上對南開有很大影響。
1917年，南開中學學生已滿千人，中學基礎日臻鞏固，教育設施逐漸完善。每看到各屆畢業生依依不捨地離開學校，嚴修和張伯苓二人就覺得應該向大多數學生提供繼續升學的機會，“普通教育僅爲國民教育之初步，創辦高等學校乃是國家發展的根本大計”。於是，1919年嚴修又和張伯苓創辦南開大學，在中學南端空地建大學教室，當年秋季落成。南開大學除開設文科外，還設理科和商科，後來改稱文、理、商三個學院，以後又成立南開女中、南開小學。到1928年，獨具特色的南開系列學校(小學、中學、女中、大學)終於全部建成。。
最讓人敬佩的是，兩位先生在那時候就已經頗有遠見的看到了人才應具備德、識、才、學諸多品質。他們認爲，一個人的才幹、見識、智謀和膽略應該是多方面的，智育不能單純地被看做是傳授知識，教育不能與社會脫節，求學應與實際生活相聯繫。張伯苓曾說：“吾國學生之最大缺點，即平日除獲得書本知識外，鮮諳社會真正的狀況，故一旦出校執業，常覺與社會隔開，諸事束手。”正是基於這種認識，他們常常要求學生多接觸社會實際，深入社會調查訪問，進行社會考察，提倡學以致用。正是在嚴修、張伯苓的主持下，南開成了一所很有特色的新型學校，全國各地的青少年不遠千里，慕名前來報考，並最終使南開成爲名噪寰宇的學府。
父命之下改學醫科
醫學教育奉獻畢生
朱憲彝，字良初，其高祖父、曾祖父都曾是在天津經營金銀首飾的商人，雖然沒有天津“八大家”那樣聲名顯赫，倒也殷實富裕，有房產幾處，都在老城廂一帶。他們都遺憾自己遠離翰墨，不近書香，於是只能寄厚望於子輩。朱憲彝沒有辜負祖先的希望，從北平協和醫學院畢業後不僅獲得了美國紐約州立大學醫學博士學位，更創建了全國解放後第一所高等醫學院校———天津醫學院，並擔任院長33年。
1922年，朱憲彝中學畢業，他不願意謀求銀行、鐵路、海關等俸祿優厚的職位，而幻想着走“教育救國”、“科學救國”的道路。於是，他曾想報考南開大學哲學系專攻哲學，探求萬物的奧祕；也想報考北洋大學數學系，覺得定能有所作爲。而對於醫學等應用科學，他自己毫無興趣，認爲中國經濟落後，這些學科難以迅速發展。可是，父親偏偏讓他報考中國的最高醫學學府———北平協和醫學院，希望他將來獨立開業，萬事不求人。朱憲彝聽從了父親的意見，以幾乎全優的成績考入北平協和醫學院，而且由於成績名列前茅，第一年就獲得了獎學金。學習中，他領會到醫生是造福人類的崇高職業，最終立志獻身醫學事業。
創辦天津醫學院，是朱憲彝對我國醫學教育事業的特殊貢獻，也是他作爲醫學教育家的新的里程碑。解放前的天津曾經有過高等醫學教育的記錄，北洋醫學堂曾是中國歷史上第一所培養西醫的高等教育機構，河北醫學院在抗戰後也曾一度遷來天津，但解放後又遷回保定。天津市中央醫院於1946年正式開診後，也曾想和南開大學合辦醫學院，但因時局動盪沒能實施。而天津擁有大批的中西醫學專家，全國知名人士也大有人在。能否在天津創辦醫學院校，一直爲朱憲彝等有志之士所關切。1951年6月，朱憲彝被正式任命爲天津醫學院院長。對於這個任命，他是亦喜亦憂，喜的是如願以償，憂的是個人能力有限，恐有負重託。
可朱憲彝確實是一位精於籌謀的實幹家。自任命後3個月，他就完成了籌建醫學院的大部分工作：與南開大學談妥了醫預班教學事宜；購買了南開大學東院房舍(即甘肅路原天津醫學院校址)；選派臨牀教師赴北京等地高等醫學院校進修基礎醫學、籌建基礎教研室；與正在國外工作的醫學家聯絡，爭取回國執教；選聘有才學的教師來院任教；設計基礎課實驗室，並着手訂購儀器設備；物色精幹的祕書、行政及工勤人員，建立行政機構。到9月份，第一批50名本科生就正式進南開大學生物系學習醫預科了。又經過一年的緊張工作，新校舍基本安排停當，進修教師陸續返校工作。1952年10月15日，天津醫學院舉行了隆重的成立大會。朱憲彝激動得眼睛裏噙着淚花。是成功的喜悅，也是感激的深情，他抑制不住自己的感情，終於流出了熱淚。在朱憲彝的領導下，天津醫學院逐步成爲天津市醫療、教學和科學研究的核心力量。
1984年12月25日上午，朱憲彝教授正在家伏案工作時，心臟病猝發，沒來得及搶救，就永辭人間了。其實，朱憲彝之前已經病了一個來月了，院領導和同事們都勸他早日住院治療，可一次次的勸說卻被他一次次推辭。就在他逝世前的20分鐘，他仍然沉靜地向祕書交待着一件又一件要做的工作。按照朱憲彝的遺囑，他的兩萬元存款全部交給天津醫學院作爲獎學金；全部藏書和期刊交圖書館公用；他的一套私人住房交給學校使用；他自己的遺體獻給醫學事業。他什麼也沒有帶走，什麼遺產也沒有給子孫們留下，而是把畢生所得都無私地奉獻給醫學院，奉獻給了醫學教育事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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