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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臺手搖平臺印刷機，於同治十一年(1872年)開始應用。
這些通俗小說都是在天津報紙上連載後再由天津報館出版的
“教育”這個詞，不知道從什麼時候開始成爲一個有確定意義的概念，詞典上是這麼解釋的：“教育是指培養新生一代準備從事社會生活的整個過程，主要是指學校對兒童、少年、青年進行培養的過程。”
這是有關“教育”的一個社會界定，但是從某種意義上講，伴隨人類的發展，“教育”很早就成爲人們生活中重要的一部分，無論是本能還是有意識，無論是言傳身教，還是照本宣科，無論是個體還是羣體。
而“出版”的出現，爲教育奠定了一個持續發展的基礎。可以說，“出版”是教育的另一種延伸。
大小書坊
促使出版的形成和發展
毫無疑問，教育的興辦促使了“出版”的形成，而“出版”的形成和發展，讓教育和社會進步有了文字的足跡。
據史料記載，明永樂二年(1404年)，明成祖朱棣下令在直沽設衛，並命名爲天津。32年後，也就是1436年，明正統元年，天津左衛指揮朱勝在東門裏捐建文廟，開辦衛學，這是天津興辦教育的開始。後來隨着建制的變化，改稱州學、府學，又有縣學、屯學、運學、義塾、私塾等不同檔次的學校，各類學館的建立和發展，對教材的需求日益增加，因而出現了刻書業的大小書坊。這些大小書坊主要刻印啓蒙課本和少兒讀物，既刻書也賣書。比較有名的是李經書在三條石開辦的聚興堂書局，建於1850年以前，刻印了大量的《三字經》、《百家姓》、《千字文》和《四書》等教材。
而這些大小書坊與官府刻書、私人刻書形成天津古代出版業的三大系統。
官府刻書，主要是刻印志書。天津最早刻印的志書是明正德十四年(1519年)胡文璧撰修的《天津三衛志》，但現在已經湮沒無存了。清代是官府修志工作的鼎盛時期，康熙十四年(1625年)刻印發行了薛鬥柱撰修的《天津衛志》，乾隆四年(1739年)刻印發行了《天津府志》和《天津縣誌》等等，直到光緒八年(1882年)，官府成立了直隸書局，對分散的官府刻書業實行了統一管理。
而私人刻書業，則以刻印詩文集爲主，過去的私人刻印，多是一些有閒有錢階層把詩集刻印出來互相贈送或自己留存。天津最早刻印的詩文集是明代劉燾的《晴川餘稿》。
天津早期的出版業，最遲在十七世紀中葉也就是明末清初已初具規模了，如果把楊柳青年畫也納入出版序列，那麼，天津出版業的發端還應該再上溯一百多年。
楊柳青年畫從什麼時候開始，、，沒有確切的文字記載，相傳是明嘉靖年間(十六世紀上半期)出現，到了明崇禎年間(十七世紀中葉)，楊柳青鎮已形成輻射北方城鄉的年畫發行中心了，到了清朝雍正、乾隆年間，楊柳青年畫無論從繪畫、雕版還是印刷、發行，都已經達到了相當高的水平，這在天津出版史上具有里程碑的地位。
報館出書
近現代天津出版業的特色
建衛以來，儘管天津的出版業不斷髮展，但因爲條件所限，並沒有形成相當的規模。天津出版業真正得到飛速發展，則是在報紙出現以後，也就是清末民初。
清朝末年，天津興學之風日盛，新式中小學堂如雨後春筍般涌現，而傳播西方文化思潮最有力的工具就是報紙了。天津的第一家報紙是英文的，1886年11月由天津海關稅務司、英籍德人德璀琳創辦的《中國時報》，同時出版中文版《時報》。其後，又有曾擔任北洋武備學堂教官的德國人漢納根於1895年創辦的《直報》，日本人西村博於1899年創辦的《鹹報》。而由中國人自辦的第一家報紙是嚴復、王修直、夏曾佑主編的《國聞報》，創刊於1897年，這份報紙在戊戌變法期間曾發揮了很大的宣傳鼓動作用。《國聞報》僅存在了一年時間，但在中國文化史上做出了巨大的貢獻。嚴復在《國聞報》上發表了著名的譯著《天演論》，並出版了單行本。
天津的近代出版業起步不算晚，但由於缺乏強有力的出版社團與投資，因而一直沒有形成像上海那樣具有實力的專業出版機構。清末民初，天津的出版業大體分爲官辦、報館辦和私人辦三個部分。官辦書局如直隸書局、文明書局、有正書局等，規模不大，主要印些課本、政府文本、碑帖以及《天津指南》之類的實用書籍。
值得一提的是北洋官報局，它是天津最早具有近代出版形態的官辦書局。清光緒二十七年(1901年)11月，袁世凱接任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後，決定創辦官報作爲輿論工具，1902年3月，袁世凱派其同鄉、候補道張孝謙籌辦北洋官報局，籌備工作在保定進行。同年8月，官報局隨同直隸總督衙門從保定遷到天津，臨時選址在河北獅子林集賢書院舊址辦公。同年12月，《北洋官報》正式出版，這是中國有政府官報之始。《北洋官報》主要刊登上諭、奏議等官方文書，同時報道有關政治、軍事、外交等新聞。尤其值得指出的是，《北洋官報》採用公元紀年，這是一個創舉。
私人辦的書局在進入民國後，最有名的是天津書局、百誠書局，印些史書、論著和教科書。
還有就是報館出書。據天津市出版研究室的倪斯霆先生介紹，民國時期，報館出書是天津出版業的主流，報館出書又是民國天津出版業的一大特色，這是天津區別於其他城市出版業的重要標誌。報館兼辦出版的，主要是大公報館、益世報館、新天津報館等二十多家報館。這些報館在報紙上主要刊登時評、連載小說等，只要是老百姓愛看的，最後都會結集成書。報館出書當時在天津出版業非常盛行，他們大量出版通俗小說，民國時期全國有近一萬部通俗小說出版，到了今天，能夠在文學史上留下足跡的有十幾部，如《十二金錢鏢》、《紅杏出牆記》等，都是在天津報紙上連載後再由天津報館出版的。也有一些有關時政的書籍，當年紅軍長征到陝北，大公報館的記者範長江到陝北進行實地採訪，最後寫成了一本《中國西北角》，大量發行海內外，美國記者愛德加·斯諾就是看了這本書纔來到陝北的。
私人出版
天津出版史的一個亮點
在天津不算漫長的出版史中，有一些人，從個人角度出發，興辦學社，出書立著，成爲天津出版史的一個亮點。
天津的某些私家刻書，帶有家世性和承傳性，其中有父子、兄弟、祖孫均從事刻書者。例如清初的查爲仁、查禮兄弟，查爲仁曾刊刻自撰《蔗塘未定稿》8卷、《押簾詞》1卷等，查爲仁之子善長、善和在1750年刊刻了《絕妙好詞卷》7卷，而查禮編纂的《查氏一門烈女編》的刊刻更具典型意義，初由查禮刊刻，後由子嗣再刻、三刻。到了清末，一說起水西村的查家，更是人人皆知，查家已成了一個大的文化集散地，天津作爲水陸碼頭，外埠文人北上南下，都要來天津，一些名人被查家留下，互相交流文集、詩集，並且結集成書。當時的查家亭臺樓榭，草綠柳長，後來有人說曹雪芹的《紅樓夢》就有查家大院的影子，當然這種說法無據可考。
徐世昌，祖籍浙江，人稱北洋軍閥的軍師，清翰林出身，1918年任民國總統，因其一生多在天津，下野後又爲天津寓公，所以有人說他是天津人。晚年的徐世昌定居天津後，買房置地，然後在家裏設立了退耕堂，對中國歷史典籍進行註疏整理，同時編書賦詩、寫字繪畫遣興，出版了《大清畿輔閒着傳》共40卷、《退耕堂詩集》6卷等大量的書籍。
擅長寫武俠通俗小說的宮白羽最初在報館出書，他自己得到一點兒稿費後，報館可以再印刷出版，與宮白羽就沒有什麼關係了。後來爲了避免書商和報館的盤剝，宮白羽自己成立了正華出版社，專門出版自己寫的武俠小說，出版了三十多部書籍，發行量很大。
上世紀三十年代末四十年代初，寧波商人劉匯臣自己出資創辦了勵力出版社，基本買斷了京津地區所有名作家通俗小說的出版權，出版了很多有影響的小說，例如王度廬的《臥虎藏龍》，這後來被李安拍成了電影，前些年獲得了奧斯卡大獎。1948年底，劉匯臣把所有版權賣給了上海的幾家出版社，以致形成了上世紀四十年代末五十年代初，天津通俗小說在上海狂轟亂炸的局面。(倪斯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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