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蔣介石率文武百官爲張自忠舉行“權厝”下葬儀式
烈士故居供後世瞻仰
吉鴻昌烈士肖像
1934年11月9日，曾經擔任抗日同盟軍北路總指揮，浴血奮戰收復多倫的吉鴻昌將軍，在天津國民飯店遇刺。這一重大政治事件，在國民黨封鎖消息的情況下，一時不被世人所知。不久，英文的《泰晤士報》登出了這一驚人新聞，國內各報也相繼做了報道。這一消息迅速傳遍了全市、全國乃至世界各地。但兇手是誰，不得而知。直到天津解放後，1951年，天津市人民法院纔將真兇呂一民繩之以法。
謀劃抗日惹怒老蔣
五人小組執行暗殺
和平區花園路上有一所三層小洋樓，又名紅樓。吉鴻昌在紅樓裏籌措經費，蒐集武器。可以說，這所紅樓是共產黨在天津開展抗日救亡運動的重要據點。
吉鴻昌在天津積極聯絡各抗日力量成立“中國人民反法西斯大同盟”，創辦《民族戰旗》刊物，通過英、法租界郵局寄往全國各愛國團體及軍隊，宣傳抗日主張，並且祕密與楊虎城將軍取得聯繫，得其援助，積極籌資購買武器，培訓軍隊骨幹，進行一系列反蔣抗日的準備工作。由此引起蔣介石的更加仇恨，視他爲眼中釘、肉中刺，決意暗殺吉鴻昌。
1934年，蔣介石一方面責成國民政府發出通緝吉鴻昌的緊急命令；一方面通過軍統特務頭子戴笠，派天津站站長陳恭澍負責對吉鴻昌等人進行殺害。陳恭澍受命後，深感此事重大。爲了儘快完成這項任務，他與情報組組長王文經過反覆磋商後，決定吸收幾名“膽大心細”、善於搞特務活動的反革命分子，讓他們具體執行刺殺行動。王文先是在天津物色人選，可十數天也未能找到合適的人。於是他又來到北平，在西單商場門前巧遇了多年未見的表兄呂一民。王文突然眼前一亮，這不正是最好的人選嗎！隨後，呂一民將王文引至家中盛情款待，言談之中瞭解了王文的身份，並探知他此刻正在收羅人馬，當即表示自己願爲蔣委員長效力。
到津不久，呂一民找到比他小8歲的本家堂叔伯侄子呂問友。在他的舉薦下，陳恭澍吸收他作爲情報助手。在英租界馬克斯道(今保定道鬆壽裏)弄到一所樓房作爲據點，開展特務活動。不久，呂一民就在日租界春日街(今和平區河南路)春榮裏找到了一名叫楊華庭(又名楊毓珊)的暗娼。至此刺殺吉鴻昌小組成員已全部聚齊，陳恭澍負責指揮，呂一民、呂問友、楊華庭和王文執行偵察和具體刺殺行動。
叛徒泄露會議地點
刺殺未成仍遭拘押
吉鴻昌以紅樓爲聚會點進行抗日鬥爭，每至夜晚，寓所三樓的燈光常透過窗簾縫隙，人影隱約可見。呂一民等見到這種情形，即與法租界工部局相勾結，準備對吉採取行動。於是，呂一民等白天化裝成小販，鬼鬼祟祟地躲在吉家的門口附近察看行人；夜晚便在四周往來巡視，伺機動手。吉鴻昌有所察覺後，便把聚會點轉移至法租界惠中飯店，以打牌做掩護，繼續開展革命活動。後因特務時常跟蹤，吉鴻昌又搬到英租界牆子河外牛津別墅(今新華南路慶雲裏)，並將聚會點轉移到國民飯店。這一招果然奏效，有較長一段時間沒有特務的干擾。
1934年11月9日，吉鴻昌匆忙趕往國民飯店，與任應歧、劉少南及李幹三一邊打牌一邊談着工作，由於他的座位靠近暖水汀，於是脫去外衣，只穿一件白褂。雖然爲了安全起見，會面地點已經由30號換到了45號房，但他哪裏知道自己早已經被叛徒出賣了。
陳恭澍獲悉這個消息後非常高興，親自出馬來到國民飯店後門，躲在汽車裏指揮這次行動。首先由王文、二呂及楊華庭在45號對面也開了一個房間。然後，爲弄清第一射擊目標吉鴻昌的位置，由楊華庭弄來一個小皮球，在二樓樓道里佯作拍球遊戲，當飯店茶役走進45號送水時，將球扔了進去，借找球爲名，闖進室內，偵察了吉鴻昌等坐的位置。一切準備就緒，陳恭澍命二呂執行刺殺任務，王文、楊華庭把門接應。陳恭澍最後說：“只許成功，不許失敗，絕不能讓吉鴻昌跑了！”
正在這時，屋裏的牌正好打滿四圈，搬莊換門。劉少南換到吉鴻昌的位置，他脫掉棉衣身上只穿了一件小白褂。突然，房門大開，二呂衝進屋內，對準楊華庭報告的位置開槍便射，劉少南中彈當即身亡。跳彈傷及吉鴻昌的右肩，暴徒正欲再次開槍，吉鴻昌急撲上去踢掉其槍，二呂見勢不妙，衝出門外，與王文、楊華庭一起由西餐部倉皇逃走。
工部局巡捕聞聽槍聲，衝上樓來問道：“誰是吉鴻昌？”吉鴻昌答：“我在此等候多時了！”巡捕說：“請你到工部局辛苦一趟吧！”吉鴻昌說：“我被刺受傷，須到醫院治療。”巡捕打電話請示工部局許可後，吉鴻昌被送進醫院稍加治療，後連同任應岐、李幹三一同拘押於工部局。
英雄雖故精神永存
民族敗類難逃懲罰
11月13日，孔祥熙、宋美齡由綏遠經北平至津，對法租界施加壓力，並以行賄手段買通了法工部局。14日，吉鴻昌被引渡至天津公安局審訊，後又被押往國民黨第51軍法處受審，並關押於曹家花園陸軍監獄(今河北區月緯路6號)。此後，國民黨中央軍委北平分會頭子何應欽惟恐夜長夢多，急電令天津當局把吉押解到北平。22日，吉鴻昌被武裝軍警嚴密押往北平，24日，蔣介石密電何應欽將吉鴻昌“就地槍決”。
這樣一位富貴不能淫，威武不能屈的抗日民族英雄，沒有死在日本人的槍口之下，而是死在了民族敗類手中，引發了人們太多太多的哀痛與沉思和對敗類的痛恨。解放後，二呂一直匿居天津。在鎮壓反革命運動中，二呂終被公安人員捕獲，解送天津軍事管制委員會軍法處審理。二人對刺殺吉鴻昌將軍的事實供認不諱，1951年3月31日，天津市人民法院判處呂一民、呂問友死刑。匪軍統特務王文，因刺殺有功，被國民黨政府提升爲天津站站長，1939年又升爲軍統局華北區區長；同年7月，特務組織被日本憲兵隊破壞，王文被日特打死。陳恭澍此次倖免一死，逃往重慶，升任軍統局第三處處長，後又升爲軍統上海區區長，1941年被日僞特工隊逮捕，叛蔣投敵。
如今，坐落在花園路的吉鴻昌烈士故居已成爲天津市的文物保護單位；在吉鴻昌誕辰100週年之際，又在故居對面的一塊泰山石上樹立起吉鴻昌將軍躍馬橫刀的青銅雕像。這一切，作爲我們民族的靈魂和驕傲，將永遠永遠地保存下來，供世人瞻仰。
忍辱負重揹負罵名
爲民盡忠舉國同悲
1937年7月7日夜，盧溝橋的槍聲響起，中國守軍二十九軍奮起抵抗掀開了抗戰的新篇章。那時候四十六歲的張自忠，仍擔任天津市市長兼二十九軍三十八師師長。在那段非常時期，張自忠威武而儒雅的形象卻是和“漢奸”聯繫在一起的。
1936年6月，張自忠卸去察省主席職，調任天津市長。張自忠的信條是不幹則已，幹就幹好。一上任，他就不辭辛苦，展開了廣泛的調查研究，聽取各方意見，在此基礎上對天津市的吏治、工商財政、文化教育、社會福利和社會治安等各項事業進行了大刀闊斧的整頓，收到很大效果。
不過，張自忠作爲市長不得不周旋於十九國駐津領事之間，當然其中就會有日本。1937年3月，在全國抗戰形勢漸濃的情況下，他又率團訪問了日本，當時人們的猜測就很多了。其實，訪問日本是因爲日本天皇的生日，日本人實際上是想邀請當時的冀察政務委員會委員長兼二十九軍軍長宋哲元。但是宋哲元不願意去，覺得他一旦到日本，日軍就會跟他談修鐵路、要長蘆鹽場、煤礦什麼的。在二十九軍的將領裏面，張自忠比較穩重，想問題很深，適合前往。
儘管在日本的訪問，沒有簽訂任何協議，但是毫無疑問，張自忠在民衆的心中，離“漢奸”只有一步之遙。“七七事變”的爆發，全國民衆同仇敵愾，羣情激憤。中共中央發出通電呼籲全民族抗戰！而就在這個時候，1937年7月29日早晨，當二十九軍全部撤離北平之後，張自忠竟然被留下代理北平市長！其實這也是一個應急辦法，北平不能交戰否則會毀於炮火，必須有人留下週旋。可這個時候誰也不願意留下來，於是宋哲元只有留下張自忠。可老百姓看到宣佈任命的佈告時卻無法理解，不少人認爲張自忠是“漢奸”。
代理市長第十天，眼看周旋無望，張自忠正式發表聲明，辭去代理的所有職務。幾經周折，回到天津向家人交待完，離開天津以後，張自忠乘坐貨輪從煙臺到了濟南。此時《大公報》、《國聞週報》依然把他當做漢奸的典型。9月15日，馮玉祥來到濟南，他立刻寫信給蔣介石，力薦張自忠上前線抗敵。1937年的冬季，張自忠揹着“撤職查辦”的處分，回到改編後的第五十九軍擔任代理軍長。兩個月後，他把突破淮河防線的日軍第十三師團趕回南岸，殲敵三千餘人，一舉穩定淮河局勢；三個月後，他再次增援山東臨沂，拉開了臺兒莊大捷的序幕，極大地鼓舞了軍民士氣。
1940年5月7日，四十九歲的張自忠親自帶領七十四師，從湖北宜城渡過襄河，第四次奔赴河東戰場。日軍很快包圍了長山。炮彈如雷雨般傾注。張自忠最終沒能等到援軍的到來。5月21日，天空下着小雨，張自忠的遺體從宜城運到宜昌，十萬羣衆自發送殯。敵人的飛機在上空盤旋吼叫，卻無一人躲避，無一人逃散。據說當時蔣介石是撫柩大慟，從此他的辦公桌上擺上了張自忠的遺像。解放後的天津人民爲了紀念抗戰初期曾任天津市長的抗戰烈士張自忠，將海河公園前美麗的道路命名爲張自忠路。(徐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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