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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早期社會的娛樂方式，與民間祈天、酬神等民俗活動相伴而生。後來戲曲形式成熟並獨立，有了專門演出場所，戲園業隨之在各地盛行開來。
天津還是小縣鎮的時候，民間演唱戲曲已十分普遍。人們利用自然地理條件，用土木堆砌戲臺，藝人們在露天舞臺上表演各種技藝，羣衆在四周圍觀。各種小吃攤、茶攤、雜貨攤遍佈前後左右。戲演人聚，戲散人也散。隨着時代演進和社會發展，人們的娛樂方式不斷變異，多樣化演出場所日益豐富，從茶園到戲院逐步完善起來。
清道光四年出版的《津門百詠》，有“戲園七處賽京城”之句，作者崔旭在詩後注稱：“戲園，起於近年，伶人寓此者五十餘家。”據此可斷定，清嘉慶末年，起碼是道光初年，在天津至少有七座演戲唱曲的固定之所。但這七座戲園具體名稱、坐落地點等詳細情況，現已無從稽考。研究天津文史的專家追溯天津演出場所時，一般是從四大名園說起。
天津早年四大名園，通常是指光緒初年東門外的慶芳園、鼓樓北的金聲園、侯家後的協盛園、大關西的襲勝軒。也有人認爲應將慶芳園換成天福園，因證據不足，未被多數人採信。
1875年，同治皇帝駕崩，天津所有戲園循例停演27個月，直到光緒三年(1877)農曆三月初六才恢復演戲。是年五月，上海《申報》刊登發自天津的通訊，使用了天津“四大戲園”的字眼，並逐一記述四大名園開場演戲的盛況。文中說，因爲國制被迫停演了27個月，重新開場演戲，使天津百姓“興高采烈，觀者色舞眉飛，蓋如久旱逢甘雨也。”於此可知，天津的四大名園，早在同治年間已存在。
國喪後天津四大名園的首場演出，全都客滿。重慶班在慶芳園，主角楊月樓唱腔美妙動聽，“觀客喝彩之聲壓過伶工唱聲”。由景四寶和達子紅合作挑班的豐桂班，在協盛園實行綁子、皮黃兩下鍋，以舞臺排場講究而大受歡迎。以青少年演員爲骨幹的雙鳳班，在襲勝軒演出，角色齊整，武功令人稱絕，觀衆喝彩聲不絕於耳。從《申報》刊出的通訊得知，四大名園每場演戲七八出，各有獨到之處。
按當時京津戲園的行話，一個戲班長期佔據一座戲園演戲，稱作呆轉兒。如果是在多家戲園流動輪演，稱作活轉兒。1877年四大名園恢復演出後，幾個戲班實行的是活轉兒。農曆三月二十三日，豐桂班由協盛園轉到慶芳園，著名花旦演員一陣風正在臺上表演《大神州》，忽然一夥手執兵器的人闖進戲園滋事。園主差人請來督轅武弁，將尋釁者拿獲，還收繳鐵尺兩柄、鐵槍一杆。
經訊問得知，這夥人系某衙門的轎班，早先與戲園有某種默契，此次戲園鳴鑼開演，對其打點不周，所以藉故前來搗亂泄憤。督轅武弁本欲將這夥人帶走治罪，戲園老闆不願與其結怨，主動說情開罪，了結事端。
四大名園在天津之所以享名，不光是歷史悠久，更重要的是各自努力開創獨有的特色。諸如慶芳園偏重唱爲主的文戲，講究排場；協盛園突出梆子、皮黃兩下鍋的特色；襲勝軒則以青少年通力合演武戲吸引愛好者；金聲園是以京津大牌名角薈萃、男女同臺爲號召。
此外，這四家園子還使用優等茶葉，沏出香氣襲人的茶水供觀衆飲用。因此，戲迷寧可捨近求遠，也要爭相到這幾家園子看戲。東局子、大王莊等地的觀衆，因爲路途遙遠，常常帶着乾糧去看戲，看完日場，原地不動接着看晚場。那時晚場戲一般都演到深夜一點多鐘。若遇上紳商上戶出資煩演某齣戲，延時到兩三點鐘也是常有的事。觀衆看完戲走回家儘管天已拂曉，卻不覺得疲憊。
庚子年(1900)前後，運河淤塞，糧船取消，天津沿河兩岸不及先前繁華，對戲園業造成一定影響。又由於清末一些新式戲園相繼建立，演戲中心有所改變，四大名園漸漸不如早先紅火。(甄光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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