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從來未有事，那日到津門。民國初年的天津，從來只聽說丈夫“休”妻子的，還沒聽說妻子“休”丈夫的。可在1928年的天津，偏偏有這樣一位女子敢第一個“吃螃蟹”，就是把丈夫“休”了，只是因爲舞會上丈夫當着自己的面跪下給他的一名舞伴穿鞋……
民國建立以後，社會風尚明顯加快了變革的速度。作爲中西文化交匯的樞紐城市，民國以後的天津在女性社會時尚方面的變革十分劇烈和典型。一時間，津城裏敢於對不滿意婚姻說“不”、對傳統觀念說“不”的女性越來越多……
爲舞伴穿鞋妻子休了他
辛亥革命成功了，天津婦女特別是青年知識分子也展開了一場思想上的革命，尤其在戀愛、婚姻、家庭觀念這方面的變化十分明顯。倡導建立以愛情爲基礎的小家庭，是此時期的新潮，自由戀愛、寬容離婚、婦女再嫁都成了社會時尚。
那個時候，離婚再嫁的情況日益普遍。民國以後，婦女對於離婚不再畏懼如虎，敢於對不滿意的婚姻說“不”，把老公“休”掉也是常事。1931年《大公報》載：“近來法庭訴訟，男女之請離婚者，實繁有徒。”
1928年6月22日、23日，《大公報》原文刊登了一對離婚夫婦的消息：女方因爲不滿丈夫的行爲，勇敢地站出來，通過法院，把丈夫“休”了。事情的起因只是丈夫劍如在一次舞會上，當着自己妻子孫慧若的面，跪下給他的一名舞伴穿鞋，孫慧若看到後對丈夫的做法十分不滿，認爲他對自己不忠，見異思遷，提出與他離婚。
孫慧若在信中向男方提出要求，希望他善待歸男方撫養的女兒，希望女兒能“受到高等些的教育，使她能夠自立，將來不必嫁給任何一個男子”。信中她還發了感慨，認爲男方是“爲了結婚而離婚的”。男方劍如的回信則爲自己的行爲做出辯護，妻子不滿他在舞會上與其他女性交往並替對方穿上鞋子，實際上那只是“歐美的社交場合”中常有的事，並非見異思遷，還把離婚的原因歸咎於老人“抱孫子心切”。兩封信登出後，在社會上引起強烈反響，人們見仁見智，紛紛發表評論，這些評論充分表現了當時婚姻觀念的變化。
通信引發婚姻大討論
雖然只是一件簡單的離婚案，但由於男女雙方在報紙上互登通信，闡述自己的觀點，引發了天津各界有史以來的第一次“離婚大討論”。
孫慧若的女友認爲，劍如是個僞君子，他當着妻子的面跪着給另一個女人穿鞋，又借父母抱孫子心切來掩蓋見異思遷，法院判離，還把女兒判給無恥小人，好好的離婚自由竟成了僞君子的保護傘。她們認爲，這件事的錯全在男方，不應該不顧妻子的感受就去接近別的女人，而且當妻子提出離婚的時候，他竟然沒有一絲反悔的意思。
一些保持傳統觀念的人認爲，劍如竟給女人下跪穿鞋，不成體統，但慧若孤芳自賞，又不生子，不要也罷；女人學問高就不聽話了。雖然兩個人都有問題，但“不孝有三，無後爲大”，不爲家族接傳“香火”的女人，就應該“休”。
接受新思想比較多的歸國留學生認爲，劍如自稱受過新知識的洗禮，其實封建思想根深蒂固，拋開給舞伴穿鞋的問題，單單一個“娶妻只爲生子”的思想觀念，慧若和這種人離婚就是值得。而大學教授指出，離婚自由是社會的進步，但離婚總是消極的辦法，劍如和慧若的婚姻只是出了小的差錯，用離婚這種消極的辦法來解決有些不妥，雙方應該慎重其事，各自自省纔對。這場沸沸揚揚的討論體現出離婚自由的確已成爲婚俗的一部分，且得到了法律保障和廣泛的民衆認同。
討論牽出獨身現象
另外，有學者說，在慧若給劍如的信中提到：希望女兒能“受到高等些的教育，使她能夠自立，將來不必嫁給任何一個男子。”也同時說明了當時青年婦女獨身現象的出現。20世紀20年代，由於各種原因，城市中出現了獨身的現象。獨身思想作爲一種思潮在社會上頗具影響，一些女性也列身其中。
當時的報刊對此進行過熱烈的討論。有人認爲這是一種社會進步現象：“獨身者之人數，殆與文明程度成正比，文明程度越高，抱獨身主義者越多。”“且獨身者大都在智(知)識階段”；有婦女則提出：“爲恢復女權計，爲要求一完全自由之人格計；爲改造有男無女半身不遂之社會計，非拒絕婚姻而營獨身生活不爲功也。”有人認爲獨身是一種偏激行爲，不是社會進步的現象；還有人具體分析了女性獨身的原因，提出女性的生活環境的種種不如意因素使她們不能找到意中人，迫使她們不得不被迫採取“獨身”，所以對於女性獨身者，先不要批評她們，而是要“把全副精神，開一條光明的新道路，使社會中的女子先解決她們現在一切的苦衷爲最急需”。
儘管討論對獨身評價不一，但從中不難看出，那時的社會對婦女選擇生活方式的寬容度明顯增大了。
三呼籲四反對
婦女要頂半邊天
經過了“離婚大討論”之後，婦女解放已成爲討論的熱點話題之一。津城人們又把對女性問題討論的焦點主要集中在“三呼籲、四反對”上。
首先提出的就是呼籲女子教育權女子教育應是婦女的基本權利：“女子受過教育的很少，所以任憑男子如何的壓迫。”由於近來“女子受過教育的漸漸多了，從前男尊女卑的態度有些不能忍受”，於是便有了種種的反抗。
呼籲廢除娼妓婦女界普遍反對娼妓制度，認爲它不僅蹂躪婦女，還是男子墮落和家庭不和的催化劑。天津婦女界和輿論界對此做出了強烈的抨擊：“娼妓是社會的病態現象，是人類不可磨滅的恥辱……”廢除娼妓的呼籲成爲社會各界的共識。
呼籲打破片面的貞操觀貞操是中國人較爲傳統的觀念，但這種傳統規範只是對女子而言，“從來的女子總是以貞操、以守貞操爲自己的最高尚的女德。可是論到男子，無論在什麼時期，也沒有聽說過有什麼貞操觀”。對此，婦女界感到憤憤不平，“趕快起來，一起打破這片面的貞操觀”。
與這些呼籲相比，婦女們提出的四個反對，就更加具體，都是針對傳統的不公平和對婦女的傷害而提出的。
她們首先提出反對纏足當時的天津市政府還公佈了嚴厲的“禁止纏足辦法”，限令纏足婦女一律放足，特別對30歲以下婦女定出罰則，不遵勸告放足者，將罰款或罰充苦工。
反對束胸高聳的胸部使女性擁有了迷人的曲線，但束胸的習俗曾經風行津城。有人從多方面對這種陋習進行了批判。他們認爲，從審美角度看，束胸不僅是落伍的觀念，摧殘天然之美而製造人工之醜，而且影響婦女正常的發育以及血液循環和呼吸，還影響哺育後代。因此，“束胸惡習，必須革除，殆無疑義”。
反對舊式婚禮等舊禮俗對婦性的折磨天津舊式婚禮中的“媽媽例兒”(即老規矩)非常多，後來由於新式婚禮不斷被人們所接受，“媽媽例兒”也就越來越少。
津城摩登女時髦十五愛
20世紀20年代，隨着婦女解放思想的傳播以及對舊習俗的批判，婦女的生存環境有了改善，天津婦女的生活時尚向着越來越開放的方向發展。女性的獨立意識在一定程度上成爲社會所推崇的人格方向，帶動了女性生活新時尚的不斷涌現。新時尚是通過許多具體的社會生活新風氣體現出來的，津城出現了近代的第一批“摩登女郎”。
與封建時期的“女子無才便是德”、“賢妻良母”的傳統理想女性形象相比，新的時尚女性越來越西洋化。
時髦女子十五愛
1927年9月，報紙上的一篇文章用“時髦女子十五愛”來概括女性時尚：“一愛洋錢；二愛住洋樓；三愛坐汽車；四愛看電影；五愛小白臉；六愛寫情書；七愛吃西餐；八愛逛遊園；九愛看性史；十愛跳舞；十一愛穿玻璃紗；十二愛剪髮；十三愛照相；十四愛穿高底鞋；十五愛買粉紙。”
從這篇文章可以看出來，當時的時髦女性基本是西洋風氣，這與當時的社會文化背景有關。當時逐漸發達的傳播媒體對此也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報刊、畫報上女性形象西洋風氣十足。而電影對社會時尚的影響更大。20世紀20年代電影在中國城市中開始具有影響，30年代有聲電影問世後更是繁榮，電影中大量的西方社會生活女性形象成爲天津婦女效法的對象。
新潮髮式趕潮流
據史料記載，近代以後，受生活節奏加快和西方婦女髮式的影響，女性的髮式徹底拋棄了傳統。在天津，女子剪髮也曾風行一時。民國建立以後，男子剪髮被強令實行，對女子則沒有提出髮式的要求。後來女子髮式出現了一些過分講究的樣式，受到批評。在這期間，天津婦女界還推出了“剪髮運動”。天津婦女剪髮的越來越多，剪髮被視爲新女性的象徵。當時的天津政府也順應潮流，發佈剪髮的法令，還組織“剪髮隊”上街勸導，推行婦女剪髮。
服飾翻新求新款
據民間收藏專業委員會何志華介紹，天津女性的個性在民國後首先在服裝上顯露出來。20年代的女子裝飾令人耳目一新。女學生爲主的知識界掀起了一股“文明新裝”風，她們身穿藍或月白色的新式旗袍，倡導不戴頭釵、耳環、手鐲、戒指。同時，身着倒大袖袍(秋瑾袍)衫、黑長裙、白線襪、黑偏帶布鞋，一條長辮或齊耳短髮，顯示着新青年的風采。
還有反映天津其他各界婦女服飾的《竹枝詞》載：“鞋愛高跟走幾遭，全憑衣服見時髦。”(天津《婦女月刊》)這一時期新式時髦服裝層出不窮，成爲了天津女性追逐的時尚。有人驚呼，現在男女的衣服，差不多幾天就要變更一次，不要說十幾年前的衣服，就是上半年做的，下半年就不時興了。在當時天津的報紙雜誌上，這方面的內容比比皆是，衣服、鞋、帽的時髦樣式不斷翻新，“新杏”、“鮮荷”、“綠波”、“白李”———僅是這些名字就很吸引人，其款式更是多彩多姿。此外，報紙雜誌還及時地介紹女帽、女鞋的最新潮流，歐美當年流行的女鞋式樣也會很快介紹到天津。
女子解放潮流使然
據天津社科院羅澍偉教授介紹，中國的婦女解放思想從清晚期出現，直到民國以後才真正在社會上具有影響。社會各界(主要是知識界)呼籲男女平等，對強加在婦女身上的枷鎖進行猛烈的抨擊，顯示了婦女思想解放的成就和婦女地位的提高。
天津在清晚期以來女子教育取得不凡成果，天津的近代女子教育是國內領先的水準。近代天津首倡女學的是嚴修，至1911年，在天津有官辦女子小學11所，還有數量衆多的女子中學、女子師範學校等。另外，由於天津自開埠以來，西方的各種事物不斷地對天津社會產生了一些潛移默化的影響，因此，天津的民衆對女性呼籲平等的要求就比較寬容和理解，婦女的社會地位和生存環境相對寬鬆，婦女解放觀在社會上的傳播也較爲迅速和廣泛。(王志輝)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