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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皖戰爭失敗後段祺瑞下野，奉系張作霖與直系的曹錕共同執掌北京政權，二人曾經一度親密無間，還結成了兒女親家。
親家歸親家，原則不能丟，直、奉兩系並沒有放鬆對中央政權和地方勢力的角逐，
在天津他們先後兩度聚首隻爲分贓。分贓過程中，由於雙方都希望能夠謀得最大的利益，雙方在內閣、地方勢力等關鍵問題上僵持不下。於是，隨着張作霖陳兵軍糧城，直奉戰爭開始，這對兒女親家也兵戎相見，天津再一次成爲軍閥混戰的犧牲品……
津門迎接張大帥
只爲戰後分贓來
1920年7月25日下午3點多鐘，距離天津站半公里方圓的地方，直軍、奉軍和憲兵警察等實行戒嚴，閒雜人等一律不允許靠前。車站內，直隸督軍和省長代表、警察廳長楊以德和實業廳、教育廳等天津各界代表100多人在天津火車站站臺上焦急地等待着一列火車，從戒嚴的架勢上、歡迎人羣的級別上看，來訪的肯定是位大人物。果然，在站臺內歡迎人羣持着的執照上，露出了玄機，只見上書“歡迎張巡閱使(張作霖的官職)”字樣。
當天下午4點，遠遠的，一列火車從東北方向駛向天津站。看到火車緩緩地駛入車站，警察廳廳長楊以德對手下人耳語了一句，等候在站臺上多時的兩支軍樂隊開始奏響了進行曲。火車停下來後，從列車上跳下來一隊荷槍實彈的衛隊，過了一會兒，從位於中間的車廂內走下一位身着戎裝的高級軍官。此人就是“東北王”張作霖。見到歡迎的人羣后，張作霖僅客套地說了幾句話就鑽進小轎車內，轎車立即開往天津河北地緯路路口恆記德軍衣莊，其他武官隨員也分別乘坐10輛轎車緊隨張作霖。一路上，張作霖透過轎車車窗的黑色布簾向外看了幾眼，只見道路兩旁三步一崗、五步一哨地站了不少巡警。張作霖緊鎖的眉頭這才舒緩了下來。
原來張作霖一下火車，見曹錕和他兄弟曹銳僅派了代表出來，心裏就老大不樂意了，他暗自罵了一句：“他媽了個巴子的，曹老三(曹錕行三)架子也太大了，知道我來了，也不前來迎接，就算你不來，曹銳來也還說得過去，這哥倆倒好，都派了個代表前來。”所以在站臺上，張作霖沒有說幾句話，就進了轎車中，當他看到道路兩旁的警察時，覺得從戒嚴上規格安排還算可以，不快的情緒也就稍稍有所緩解。張作霖這次從關外大老遠地跑來，是因爲皖系段祺瑞已經下野，中央權力出現了一個空白點，作爲戰爭勝利的一方成員，他要跟曹錕處理一下戰爭的善後事宜，從曹錕那裏分一杯羹。
曹張天津三決議
首次分贓留陰影
張作霖抵達天津的時候，曹錕還在保定。曹銳在張到達天津的同一天，就給曹錕發出一封電報，邀請曹錕來津協商時局問題。7月28日，曹錕從保定趕到天津。此時，江蘇督軍李純以及各省督軍代表也都來到天津。7月29日，圍繞着解散安福系、取消上海和會、請靳雲鵬內閣復職3個問題，督軍團在天津舉行會議。
在北京的總統徐世昌此時的心情很複雜，他原本以爲趕走了段祺瑞，自己頭上少了一個“太上政府”，自己可以做一個有實權的總統，但張作霖和曹錕在天津再度召開督軍團會議，讓他意識到，走了一個段祺瑞，卻引來了兩個“太上政府”，他在北京只能是靜候督軍團天津會議的決議，之後照辦就是了。
當然，從直皖戰後的中國北方形勢上說，與其說是督軍團會議決議，不如說是曹錕和張作霖兩人的決議。當他得知天津會議的3項決議後，非常苦悶地對自己的僚屬說：“這幾個決議第一項我就辦不到，因爲總統是沒有權力解散國會的。”不管徐世昌是否有權力解散安福系的國會，國會解散並按照曹張的意思組閣卻是無法改變的。
本來在天津會議上，曹錕在內閣總理問題上已經向張作霖做出了讓步，張作霖已經感到有些滿足，就在這時，曹錕的心腹愛將吳佩孚向全國發表了一個通電，主張召開國民大會，這個主張得到了國內許多人士的贊同，但張作霖、曹錕等人對這個通電卻並不同意。張作霖見到曹錕後，就公然表明自己的立場，如果曹錕同意吳佩孚的主張，張作霖就通電全國反對這一見解。
張作霖對吳的主張如此強烈，主要是在直皖戰爭後，吳認爲自己指揮的戰役直接決定了戰爭的進程，而張作霖不過是虛張聲勢，卻拿走了很多的利益，因此對張並不買賬；而張作霖卻認爲吳只是個師長，地位卑微，頗有蔑視吳的意思。就在張作霖抵達天津當天，他面對西方記者提問時，公開表示，吳只是個師長，這樣的師長在全國有幾十個，他自己手下也有幾個。
曹錕當然不肯在這個時候得罪張作霖，於是又發表一個通電，表示吳的通電未經許可是無效的，同時扣下了張作霖反對召開國民大會的電文，並讓吳佩孚火速趕到天津議事。1920年8月3日，吳佩孚見到了曹錕，曹第一句話就是：“我們剛打完這一仗，難道又要打第二仗嗎？”吳知道曹錕的想法，與張作霖之間產生了隔閡，8月4日，吳佩孚從天津轉到鄭州，開始了針對奉系的軍事演戲和操練。
儘管國民大會問題，在曹錕的斡旋下告一段落，但奉張與直吳之間的隔閡卻是無法消除了，爲日後的直奉大戰埋下了戰爭的種子。
四巨頭聚會曹家
再分贓勢難均衡
直皖戰爭後，曹錕、張作霖兩人在天津的第一次會議雖然有些陰影，但雙方在一些內閣問題上達成了一致意見。半年後，兩人在天津曹家花園再度聚會，此時，全國形勢開始發生了一些變化，雙方在軍餉、和平統一、內閣、裁軍等問題上意見相左，而北京政府則聽命曹張二人的意見，沒有兩人共同的意見，重大決策難以做出，於是，內閣總理靳雲鵬主張曹張二人到北京會晤，解決這些問題。
1921年4月15日，張作霖先到天津，轉天，曹錕也回到了天津。兩個人都主張在天津召開會議解決問題。無奈，靳雲鵬只能是從北京趕到天津，參加會議。同時應邀前來的王佔元因爲交通問題遲遲沒有趕到。具有戲劇性的一幕發生在曹張二人見面的時候，張作霖見到曹錕後，沒頭沒腦地問了一句：“三哥，你看是親戚親還是部下親？”曹錕當時就明白了，親家指的是曹張二人是兒女親家，部下指的是吳佩孚是曹錕的部下。曹錕當時應了一句：“當時是親家親了。”話雖這樣說，但曹錕很清楚，自己的精銳部隊都在吳佩孚的掌控之下，吳佩孚對他曹錕比張作霖要重要。
1921年4月25日，王佔元達到天津。這樣，張作霖、曹錕、靳雲鵬和王佔元四人在曹家花園開了4天的會。在這次會議上，不管是奉系的張作霖還是直系的曹錕，對南北問題和其他問題並不十分關心，他們關心的是，各自在地方利益上的劃分，張作霖希望能夠將勢力範圍向長江流域擴展，而曹錕則希望保住地盤，防止張作霖滲透。
在4月28日這天的會議上，雙方就實質問題短兵相接，在這天主要討論的是財政問題，當時許多省份由於軍餉不到位而發生兵變，對地方造成很大的破壞。因此，從北洋政府領取軍餉成了軍閥們的首要任務。當時的內閣總理靳雲鵬本來就在直奉兩系之間左右逢源，卻偏偏兩邊都不討好。張作霖認爲靳雲鵬偏向直系，而曹錕和曹銳則認爲，在軍餉問題上，奉軍得到的比直系要多，對靳雲鵬也不滿意。結果在28日這天的會議上，爲這個問題，曹銳與靳雲鵬之間發生了爭吵，靳雲鵬鬧着要辭職。消息傳出後，全國輿論一片譁然，曹錕、張作霖兩人致電北京要求闢謠，同時，張作霖和王佔元充當和事佬，曹錕和靳雲鵬兩人表面上言歸於好，靳雲鵬也就不再提辭職一事。
天津會議上確定了新的內閣成員，舊交通系分子被排斥在內閣之外，這也是靳雲鵬召集天津會議的主要收穫。但靳雲鵬萬萬沒有想到，張作霖對他心存芥蒂，在1921年12月被張作霖倒閣成功，最終取而代之的是樑士詒。
張作霖陳兵天津
京津路搬家繁忙
樑士詒上臺後，直系吳佩孚將矛頭對準了他，利用外交財政問題攻擊樑士詒，由於樑士詒是在張作霖的支持下上臺的，因此，攻擊樑士詒的目的就是攻擊張作霖，張作霖當然不會善罷甘休，於是直奉雙方展開了電報戰。
終於張作霖按捺不住心中的怒火，1922年4月14日，張作霖命令奉軍入關，分別駐紮在天津郊外的軍糧城、獨流、蘆臺等地，並以軍糧城爲大本營。戰爭已經一觸即發，天津河北一帶的富戶公館紛紛把自己的家財細軟搬到租界裏面，街道上滿是搬家的人羣。而天津火車站，許多北京的達官闊佬們也把自己的貴重物品送到天津寄存，火車站外，馬車、汽車、洋車滿載着大大小小的箱子送往租界，從河北大經路到東馬路一帶，搬家的各種車輛絡繹不絕。
與此同時，曹錕也緊張地調兵遣將，決定放棄天津，固守保定、鄭州，得知這一消息後，張作霖於4月29日到軍糧城自任總司令，動用兵力12萬人，準備與直系軍隊開戰。但張作霖沒有海軍力量，而曹錕則調動海軍戰艦到大沽口等地遊弋，瞄準了奉軍的退路，這一招確實讓張作霖吃虧不小，當奉軍失利後，向關外撤退時，遭到海軍的炮襲，使得奉軍的主力部隊損傷不少。
直奉雙方在4月29日到5月5日，展開激戰，奉軍在多條戰線失利。張作霖從天津敗退到軍糧城，又從軍糧城退回東北。而直系吳佩孚則得勢不饒人，一直追奉軍到軍糧城，5月7日到達天津。奉系撤回關外，第一次直奉戰爭以張作霖的失敗結束。
第一次直奉戰爭
直、奉兩系軍閥聯合打敗皖系後，因爭奪中央權位和勢力範圍，矛盾日益尖銳，終於引發戰端。1922年4月9日，奉軍入關(山海關)；17日，張作霖將12萬人部署於天津東南之軍糧城、馬廠等地；直軍以吳佩孚10萬人迎戰。4月28日，雙方在長辛店、固安和馬廠展開激戰。西路奉軍腹背受敵，支持不住，退往豐臺，其餘奉軍紛紛後撤，雙方在灤縣形成對峙。嗣後經過談判，雙方於6月17日簽訂停戰條約，以榆關(山海關)爲界，各自撤軍，第一次直奉戰爭結束。
(張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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