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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實行軍屯制度，外地大量移民以軍事組織的形式來天津一帶屯墾官田，從而出現了許多冠以姓氏的“官屯”地名。如靜海唐官屯、陳官屯、高官屯、王官屯、呂官屯、趙官屯、只官屯、靳官屯、樑官屯等。某家堡、某家營、某官莊等村名，也多與明代軍屯制度有關。這些軍屯有固定的戍所，官兵可帶家室，且軍籍世代相傳。村名中稱“官”的是該軍屯的軍事長官，由於這種軍職是世襲的，所以聚落命名冠以長官的姓氏，後變成村名。反映外地移民情況的地名也不少見，如冠以姓氏的“某家鋪”的地名，都是明朝以來，外地來津的某姓人家在此搭設窩棚定居，後漸成村落而得名的，如尹家鋪、何家鋪、柴家鋪、王家鋪、左家鋪、趙家鋪等。
《天津衛志》載：“天津近東海，故荒石蘆荻處，永樂初始闢而居之，雜以閩、廣、吳、楚、齊、樑之民。”這是說，天津築城設衛之後，商販船家雲集，戍守軍旅常駐，流動人口激增。通過來往於三岔河口的無數船舶，天津城接納了漕運船民、移居商賈、墾戍軍士、破產農戶和外省務工人員，形成“五方雜處”的移民城市。1845年編寫的《津門保甲圖說》顯示，城內和北部、東部沿河一帶屬於城區範圍的居民中，土著居民爲740戶，僅佔全城區總戶數的2.28%。這表明在天津城市人口中移民佔了絕大比重。另外，河北、山東、山西一帶的農民，成爲天津移民的另一主流。
外來人口向天津的大規模遷移，爲天津近代經濟的發展起到促進作用。下層移民提供大量人力———其謀生出路，一是進入天津近代工廠做工或到商店學徒；二是以碼頭苦力、人力車伕、家庭僱工、理髮、垃圾清理、廢品回收爲生；三是以沿街叫賣或手工修補爲業；四是無業遊民和乞丐。中層移民———中小企業家、知識分子、經管人才和科技人才，他們薈萃津門，成爲天津城市經濟發展的重要因素。上層移民———軍閥政客、清朝遺老以及地方豪富商紳，由於失勢下野或逃避戰亂，紛紛遷入天津租界，爲城市經濟注入大量的貨幣資金。這樣又形成了獨特的“寓公文化”。
總之，移民文化與天津原生文化的混雜和碰撞，南北交融，雅俗共存，形成了天津地域文化的多元化和天津社會生活的多樣化。(譚汝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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