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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以來，天津周邊地區水災頻仍，河北、山東、山西的大量難民挈婦將雛涌入天津。他們面前無非兩條主要出路：一是收破爛，回收廢品餬口；二是幹腳行，扛包裝卸養家。大批難民“闖碼頭”涌入天津的同時，也將他們各自的地方文化———燕趙文化、齊魯文化和晉陽文化帶到了天津。
以碼頭爲特色的世俗文化表現在民間藝術上是曲藝，因而天津成爲北方曲藝的大碼頭。碼頭文化催生了天津特色食品：狗不理包子、十八街麻花、耳朵眼炸糕、煎餅果子等———就餐時不用碗筷，也不必正襟危坐，用荷葉一包或用紙一託，捲起來就咬，可邊走邊吃，既方便省時，又價廉實惠，吃起來瓷實，還不耽誤扛包上跳———這就是碼頭文化在天津民間飲食上的典型體現。
腳行衚衕，在天津至少有兩處，一在河北大街，一在中山路。1982年，前者更名爲新勝利衚衕，後者更名爲自強衚衕。原腳行衚衕最初的居民，就是被封建把頭剝削的搬運工人。天津早期腳行主要集中在三岔口、針市街、海河碼頭和鹽坨地區等地。腳行把頭們勾結官府，分界把持，形成封建割據的把頭制度，大把頭多爲惡霸，殘酷盤剝搬運工人，欺壓百姓。
楊柳青年畫、天津快板、泥人張等，把天津民俗文化張揚得淋漓盡致，坊間還流傳着京劇大腕不到天津過一過就紅不起來的說法。天津具有獨特的人文背景，碼頭文化塑造了天津人熱情、開朗、幽默的性格，因而天津被稱爲笑的故鄉，在這裏產生過馬三立爲代表的衆多相聲名家。
近代天津碼頭，產生了以“熬刑”、“械鬥”、“割肉”而全國聞名的“混混兒”現象。天津混混兒，既是有組織的地痞流氓，也是本地盤內居民公共利益的保護者。他們爲爭地盤的羣毆械鬥，駭人聽聞；但見到地面上鬼秤騙人和偷盜行爲，則出頭揭露或奮勇追捕；每遇火災，會奮不顧身前往撲救；在爲地方公益出錢出力時，毫不含糊；在國難當頭的關鍵時刻，還能爲國家豁出性命———電影《老少爺們兒上刑場》就以此爲題材。混混兒這個特殊的羣體，是碼頭文化、平民文化、燕趙文化與遊俠文化相互滲透而生成的一個畸形兒———集不法行爲與俠義之舉於一身，既遭人批判唾棄，又頗能得到幾分敬重。
碼頭文化的流動性，賦予天津人更多的開放性和兼容性；碼頭文化的競爭性，賦予天津人更多的危機意識和較強的求生意志；碼頭文化的多元特徵，則賦予天津人更多的自由精神和適應能力。但也應看到，由於碼頭文化的主體成分是失去土地的北方農民，他們以“闖碼頭”的形式進入天津，其思維方式、價值觀念都屬於小農經濟式的，在講義氣、抱團兒、性情豪爽淳樸之外，視野狹隘、不思進取、小富即安的思想性格弱點也顯而易見。(譚汝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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