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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9年4月《大公報》上實行夏時制的消息
雖然已是90高齡，但徐老太太對當年天津推行夏時制時發生的事情依舊記憶猶新。
夏令時1784年由美國人本傑明·福蘭克林首先提出；英國在1908年提出夏時制；隨後1915年，德國成爲世界上第一個正式實施夏時制的國家。
雅典奧運會聖火剛剛熄滅，中國奧運健兒的表現令國人興奮不已。據瞭解，希臘從3月底到9月份開始實行夏時制。因此，參賽的中國選手不僅要拼耐力、拼意志、拼技術，更要克服夏時制帶來的時差考驗。
記者在採訪中瞭解到，天津在1919年就曾經實行過夏時制。新時制的實行，不僅嚴重影響了民衆的日常生活，還因擾亂調度而遭到了鐵路運輸部門的反對。猶如曇花一現一般，那時天津的夏時制僅僅推行了一年就銷聲匿跡了……
買菜不趕點廁所睡大覺晚點丟工作 “那年夏時制婁子捅大了”
“1919年咱們天津也實行過夏時制，但街坊鄰居都很不習慣，那年的麻煩事可多了。”在天津市河北區幸福花園，面對記者的採訪，已過米壽之年的徐老太太回憶起當時實行夏時制時的往事。
“她買東西總比別人慢一拍”
“那年，我才六七歲，但我記得我們鄰居王老太太家有座西洋鍾，當大人們從報紙上看到了要調撥鐘點的消息後，也想把鐘點調過來，但那座落地老鍾，聽說是王老太太家裏人從外國人手裏買來的，鐘錶老化得只能看鐘點卻不能調撥時間。”要是在平時，倒也沒什麼，一改成夏時制，問題可就大了，徐老太太鄰居家的生活亂了營。
“當時，我家的鄰居姓王，她家有個女兒，比我大不了兩歲。每天，王家的女兒聽到自己家的鐘響後，就去買菜。由於家裏的鍾時間沒有改過來，改成夏時制後，她每次出去買菜、買糧食，總比別人慢一拍，”那年月，兵荒馬亂的，物資也很匱乏，對於家境一般的人家來說，要早早地排着長隊購買糧食，晚一點兒糧食就被搶光了。就這樣，有一段時間，王家總是會傳出大人的責罵聲，不消說，都是夏時制惹的禍。
“他上廁所睡着了”
“那時候，我年紀小，但與街坊鄰居的小孩兒們關係特好，我經常到王家去玩，當然玩到什麼時候，就要看王家的鐘聲什麼時候響了。我記得有一天，我們幾個小女孩正玩得起勁兒，突然王家的鐘報時了，已是正午十二點。這時，王家的小女孩大叫一聲‘壞了’，就匆忙跑了出去。”事後，徐奶奶知道，王家的親戚邀請孩子去吃飯，時間定在正午十二點，可是，王家鐘聲響起的時候，已經是夏時制的一點鐘了，王家的小孩兒自然少不了被大人數落一通。
跟王家的小孩比起來，徐奶奶的發小兒林林的表哥被夏時制折騰得也不含糊。“當時，林林的表哥習慣早上六點半去廁所，這是每天早上起牀後的必修課。但是實行夏時制後，每天清晨，林林的表哥迷迷糊糊從牀上醒來，坐在馬桶上運氣，一個小時過後，依然沒有動靜———他在廁所睡着了。那些天她家馬桶一直很搶手，全家人排隊等着表哥出來。”
“我叔叔晚點丟了工作”
實行夏時制帶來一些笑料倒也罷了，可是徐奶奶年幼時卻目睹了一幕悲劇，“禍首”也是夏時制。
“那年我隨父母剛剛來到天津，住在奶奶家裏，叔叔在望海樓渡口做船工，一天早上叔叔起晚了，當時他從牀上蹦起拽起衣服跳下牀直奔渡口，當時岸邊等船的男女老少有三十個人，他們有上學的學生、上班的女工、做生意的商人，正在你一言我一語地抱怨。船老大看到晚來的叔叔更是火不打一處來，劈頭就罵：‘瞧你這榆木腦袋，上班都遲到，你還能做什麼，給我滾！’就這麼一句話，叔叔的工作沒有了。失魂落魄的叔叔回到家裏看看年邁的老母、病老婆、年幼的孩子，茫然不知所措，晚上他一時想不開偷偷喝了兩包老鼠藥。萬幸的是那天奶奶夜裏聽見外屋有聲音，推門一看發現叔叔口吐白沫，立即送到醫院，才撿回一條命。因爲前一天晚上叔叔想起前幾日《大公報》上說今晚十一點鐘表提前撥爲十二點，提醒奶奶早上五點喊他，因爲叔叔知道奶奶每天聞鍾即起，可誰知老人已經習慣於早上五點起牀，悠長的鐘聲並沒有將奶奶喊醒，當奶奶醒來時已經將近六點了，也就有了這樣的一幕。”
夏時制“水土不服”
禍不斷“不”聲一片
記者查閱史料發現，當時天津有很多商家主張模擬上海實行夏時制。有報載，上海首先試行夏時制，記者在1919年4月11日的《申報》上看到《注意！注意！上海提早鐘點》一文：各機關辦事處將海關大鐘於本星期六夜半撥快一時，本埠統一執行，請屆時各撥快一時，並且鐘錶公司會入戶撥鍾。轉天上海將鐘錶撥快一小時，他們認爲結合中國自身特點這樣可以節省更多能源。但鐵路和公交系統認爲一旦實行夏時制勢必會造成一種潛在的混亂。
1919年，天津實行夏時制後，整個城市出現一些“水土不服”的現象，體現在鐵路、交通、海運等方方面面。
那時馬場賭馬很盛行，可是提前一點鐘後由於人們不太習慣，尤其是對於那些家裏使用大座鐘的大戶人家。《大公報》1919年7月1日記載，京奉鐵路電務總管開車，因爲趕時間，由南向北行至西區總署前將法界大冒貨運交易所學徒撞傷。當時的人們紛紛傳說，由於電車司機從家出來後，知道時間已經晚了，爲了趕時間，把那個學徒撞傷。
就在實行夏時制後不久，反對的聲音就見諸報端。1919年4月30日《大公報》發表了《路局反對撥鐘點》一文，文中指出，京奉鐵路局反對天津實行夏時制，原因很清楚，當年從北京到瀋陽的鐵路沿線只有天津實行夏時制，這樣會給沿線各站帶來很多不便，所以，鐵路局沒有實行夏時制。
曇花一現夏時制
一年時間就夭折
1919年9月初，距離夏時制改爲正常鐘點還有近一個月的時間，天津媒體就迫不及待地傳出了要在9月30日開始正式復原的消息。9月28日，天津正式發出更退時刻之令知，9月30日夜晚12點撥退至11點以符10月1日復元鐘點。
歷時半年的夏時制終於復原了，但剛剛適應的人們又要再度去適應恢復正常的時間次序，再次面臨同樣的問題。這已經不單純是時刻的調整，甚至間接影響到人的心理狀態。平民的生活受到潛在影響，人們生活狀態的混亂要遠遠大於節能的所得。於是，1920年天津停止實行夏時制。
談到中國1919年短期實行夏時制就取消的原因，天津圖書館民國文獻研究室的王向峯認爲，天津老城區和九國租界並立，而租界被稱爲國中之國，各自爲政，缺少統一的政令，當時政令見報後，各租界在具體細節實施標準和實施規範上難免出現不協調，因而造成一些不便也是很自然的事；實施夏令時的過程中協調方面缺少溝通；再有就是習慣的問題，長久在人們頭腦中形成一種固有的時間和概念，從小孩到老人，從男到女，他們頭腦中固有的生活習慣不是某一天某一個時刻就能改變的。
20世紀初是新舊交替的時代，在西學東漸的影響下，中國開始借鑑很多國外的知識和技術，一些人主張向西方那樣引用夏時制。對於中國第一次實行夏時制，在人們心中它還是個新鮮事物，很多事情在當時生活水平參差不齊的中國並不適應，因而引起四面八方的反對之聲，而在當時沒有辦法從根本解決，最終的結果只能是放棄。
夏時制走調的“胡琴”
張愛玲的小說《傾城之戀》一開始就說：“上海爲了‘節省天光’，將所有的時鐘都撥快了一小時，然而白公館裏說：‘我們用的是老鍾。他們的十點鐘是人家的十一點。他們唱歌唱走了板，跟不上生命的胡琴。’”
這“生命的胡琴”不僅僅是上海一地的事情，天津當年爲了夏時制的順利推行也頗費了一番腦筋。1919年4月27日，天津勸學所將授課時間通知各校，由於鐘點撥快一個小時，各校授課時間要根據一定的標準實行，每日上午九點半起、下午兩點半起作爲授課標準時間。隨後，工廠、醫院、鐵路、交通等地方也相應做了類似的調整。
實行夏時制本來是爲了節約能源，與西方國家接軌，但天津實行夏時制後相當長一段時間內，城市裏瀰漫着混亂無章的氣息。先說農村，長久以來，農村裏的農民形成一種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習慣，比如像菜農這些靠力氣幹活的人習慣了看天象，菜農進城賣菜時出現陰錯陽差的事情，富人家看手錶跟着撥快一小時，而窮人家裏看天象又是另外一個時間，在當時被稱爲貧富兩部曲。
在老百姓的生活中交通、商業和一些經濟部門、政府部門如果一旦出現差錯，影響面就大了。事實上，當時老龍頭火車站調度員在夏時制實行的最初幾天，頻繁出現因爲對時間不清造成指揮不當、甚至差點出現列車撞車現象，幸虧發現及時被制止，否則後果不堪設想。
有專家認爲，當年天津試行夏時制是克隆外國，爲什麼國外要實行夏時制呢？據北京天文館資料室的羅慎真介紹，根據太陽照射時間，北半球春分以後地球北極漸漸向太陽靠近，北半球晝夜長短逐漸拉大，春分那天從晝夜等長過渡到晝長夜短，秋分那天恢復爲晝夜等長，過秋分後變爲晝短夜長。爲了充分利用白天時間，將鐘錶撥快一小時將延長白天活動時間從而節省能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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