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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愛玲的小說《傾城之戀》一開始就說：“上海爲了‘節省天光’，將所有的時鐘都撥快了一小時，然而白公館裏說：‘我們用的是老鍾。他們的十點鐘是人家的十一點。他們唱歌唱走了板，跟不上生命的胡琴。’”
這“生命的胡琴”不僅僅是上海一地的事情，天津當年爲了夏時制的順利推行也頗費了一番腦筋。1919年4月27日，天津勸學所將授課時間通知各校，由於鐘點撥快一個小時，各校授課時間要根據一定的標準實行，每日上午九點半起、下午兩點半起作爲授課標準時間。隨後，工廠、醫院、鐵路、交通等地方也相應做了類似的調整。
實行夏時制本來是爲了節約能源，與西方國家接軌，但天津實行夏時制後相當長一段時間內，城市裏瀰漫着混亂無章的氣息。先說農村，長久以來，農村裏的農民形成一種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習慣，比如像菜農這些靠力氣幹活的人習慣了看天象，菜農進城賣菜時出現陰錯陽差的事情，富人家看手錶跟着撥快一小時，而窮人家裏看天象又是另外一個時間，在當時被稱爲貧富兩部曲。
在老百姓的生活中交通、商業和一些經濟部門、政府部門如果一旦出現差錯，影響面就大了。事實上，當時老龍頭火車站調度員在夏時制實行的最初幾天，頻繁出現因爲對時間不清造成指揮不當、甚至差點出現列車撞車現象，幸虧發現及時被制止，否則後果不堪設想。
有專家認爲，當年天津試行夏時制是克隆外國，爲什麼國外要實行夏時制呢？據北京天文館資料室的羅慎真介紹，根據太陽照射時間，北半球春分以後地球北極漸漸向太陽靠近，北半球晝夜長短逐漸拉大，春分那天從晝夜等長過渡到晝長夜短，秋分那天恢復爲晝夜等長，過秋分後變爲晝短夜長。爲了充分利用白天時間，將鐘錶撥快一小時將延長白天活動時間從而節省能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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